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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则是急于加大援助，意在切实有效保障特勤旅、抗联各部，牢牢掌控这一区域。

不见兔子不撒鹰，人之常情。

面对唾手可得的战略利益，苏方可谓反应神。

这些轻重武器、物资，部分源自其远东军区库存，部分干脆从部队现役列装中抽调。

负责接收、接待工作的，是东北抗日民主政府军政委员会主任秦邦宪、副主任乌兰夫同志，还有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李杜将军。

秦邦宪同志由党中央派往热南主持东北局，根据地局限于热南之时，肩负起热河省工作。

现在北满抗联根据地与热南隔中央军、晋绥军防区联接，又急需与苏方打交道，当然是立即赶到满洲里真正挑起重担。

乌兰夫同志，是党中央派到晋绥军傅作义部的慰问团成员，主要目的却是护送李杜将军正式履任。

李杜将军早已由周恩来同志提议，党中央认可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

只是由于国民政府、小鬼子多方阻挠，千方百计却未能回到关外就任而已。

1936年7月，受党组织委托，辗转将毛岸英、毛岸青兄弟送达苏联。

而他怀着返回东北领导抗战的心愿，多方寻求依旧未能成行。

要是“历史”没有意外，只能黯然回国，继续在上海等地为抗战奔走呼吁。

预先知道这些，吴毅当然不至于不加以改动。

先是通过冀东党组织，秘密将李杜将军留在天津的夫人、子侄、卫士，转移到特勤旅控制区安顿，避免了国民党特务的绑架、伤害。

然后密电中央，要求在李杜将军回国经过西安时，加以安排。

趁西安事变、趁傅作义将军部取得大捷之机，**派出的百余人慰问团抵达红格尔。

出于民族大义、出于抗战决心，傅作义将军不仅热情接待慰问团，睁只眼闭只眼地让陈光等同志“脱团”加强热南。

还默许云继先同志率部以护送为名，脱离晋绥军，随慰问团、顺子骑兵团一起北上呼伦贝尔大草原，进行抗日斗争。

这个春天，广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再次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

依照斯大林指示，苏方派出的军事顾问、教练、联络人员，只能在呼伦贝尔草原一带活动，严禁过兴安岭一线。

武器装备在中国同志熟练掌握之前，也不得开赴作战前沿。

以免日本人抓住把柄，导致日苏双方交恶，同时避免这一大批装备为日军俘获。

这就意味着，特勤旅与抗联各部只能在大兴安岭以西接受培训，而后自己驾驭、使用。

一开始，苏方人员傲慢、同情，却又带着真诚地表示担忧。

他们觉得，中国同志难以在短时间内掌握这些先进武器。

与日军的作战，很可能在岭东平原迟滞性抗击之后，依托山区进行拖延阻击。

最后决战，将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展开。

所以通过翻译，或直接对话，急切地询问挑选的学员在哪。

秦邦宪同志却微微一笑，习惯地扶扶镜框，然后挥手示意早已列队一旁的驾驶员、炮手。

吴毅早在第一次承德之役，就考虑到人才储备问题。

利用缴获的坦克、车辆，以日伪被俘人员为教官，大批培训驾驶员、炮手。

尽管有车型、火炮类型差异问题，但就像会开汽车的人，能够快掌握履带拖拉机驾驶技巧一样。

特勤旅的人才储备，令苏方交接人员大为放心。

经过一通汇报请示与批复，允许将军列换成我方司乘人员，直接开往与日寇对垒的前线。

是否能够进行实战，有待熟悉、磨合。

但面对坦克、战机的威慑，小鬼子惊惶地加强防御，不敢轻举妄动却是事实。

少了苏方人员的参合，部分卡车、履带拖拉机的改装工作，也得以放心地进行。

齐齐哈尔、白城子等铁路沿线重要城镇，日伪残敌已经肃清。

由热南紧急空运过来的技术人员，加上各处收拢、俘虏的部分，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地开工。

将一门门机关炮、高射机枪，安装到按图纸焊接了加护钢板的汽车、履带拖拉机上。

时代所致，日伪的汽修厂之类设备，某些方面还赶不上后世私营小作坊。

这样制作出来的防空、地面火力支援“装甲车”，质量与美观程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