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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厂方一下提高了弹药箱木材用料率百分之一、二十，又降低了一笔可观的成本。

除此之外，军代表还发现军械生产部门价格高原因，部分由于在成本核算的方法上有毛病造成的。如重炮上配的大板斧，过去定价七、八元，买方一直认为太贵。结果，军代表请来了权威的成本会计，协助生产厂家进行精细核算，找出了漏洞。厂方马上作了改正，降低了大板斧的售价。消费者也就满意了。

总之，驻厂军代表们，在王树声为首的总军械部的领导、关怀和支持下，通过他们辛勤地、耐心地做群众工作，沟通了产、销间的联系，消除了误解，为我军装备现代化作了大量工作。

当然，改进、翻新武器需要科技，降低生产成本需要科技，储存、保养武器也需要科技。王树声不断扩充军械研究所，而军械研究所也不断地出成果，从而相得益彰。

在王树声当总军械部的负责人期间、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耻下问。

闲暇之余，王树声主要就是读书、看报、听广播，偶尔上剧院听听京戏。

另外，王树声也喜欢在街上散步。他衣着朴素，经常同相遇的街坊老大爷、老大娘等打招呼。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他们在一块聊家常，谈感受。但街坊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普通人就是王树声大将。

王树声对自己是克勤克俭，生活朴素，但老战友、老朋友、老部下来了，他总是盛情款待。他工资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帮助乡亲、部下。同时，为尽量减轻国家开支，他本可以报销的一些滋补药品费，也常自己负担了事。偶尔得了稿酬，也全部交了党费……

在王树声担任军械部部长之初，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幢住房，用具配备齐全，装饰比较考究。王树声谢绝了。他只要求盖成一般平房，不要单独的小院，警卫人员也是寥寥几人。屋内也只是寻常的家俱。墙壁也没有特殊的装饰，一幅“延安宝塔山”油画显得挺有精神。

五十年代末，全国“备战”，国家有关部门计划为王树声修建室内防空洞。别的不少老干部都修了，夫人杨炬为此也兴致很高。

正准备施工，王树声硬是不同意。

杨炬说：“别的首长家都修了，为什么我家不修？”

“人家是人家，我们是我们！”王树声笑着开导说，“国家现在这么困难，有一分钱也好。再说真的扔炸弹，也不能说专朝我王树声头上扔。真到扔的时候，我的街坊各单位，不也都修了，还能说不让我们避避吗？”

夫人只好让步。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王树声被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大是在我国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召开的一次有重大意义的会议。

之后，我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但此后经济建设中出现“左”倾冒进思想，出现了“大跃进”的浮夸风。

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全党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此后，彭德怀被排除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之外。

在总军械部，王树声曾在彭德怀直接领导下作出巨大的成绩，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看见彭总蒙冤如此，王树声心中实是刺痛之极，但对党的忠诚，不容他有所异议。

不久，总军械部撤销，王树声改任国防部副部长，又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委和党委第二书记。

为了方便王树声的工作，有关领导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

第一次，城建规划部门为他划定的地点，是西城护城河畔的一座古庙宇，并请王树声前往过目。

带路的人员指着护城河说：“你瞧，这地方景色怡人，将来这里盖起了新房，一可以欣赏美景，二给你钓鱼也提供了便利。”

王树声说：“好，确实难得。这古庙废弃不用了吗？”

带路的人员说：“这是某自治区驻京办事处。”

“不行，重新换个地方。”看到规划人员茫然的表情，王树声说，“这有悖于我们党的宗教政策。”

六十年代末，规划人员在东城又为王树声找到一个旧院落，很僻静。王树声感觉很满意。他问这从前谁在此居住，规划人员说是某民主党派总部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