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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君当然明白了，周志明连撒谎都不会。

“好吧，”她笑笑，“那你们去吧。”她知道自己脸上的笑一定比哭还难看。而周志明却像是有些不过意了，还给她出谋划策：“那柜子你叫小陆帮你拉，你托他办事，他准高兴。”

“行。”她敷衍地微笑着，喉咙里却发成。

他们在路口分的手。尽管还木到九点钟，她却盼着他能说：“天黑，我送送你。‘可他什么也没说。

她好像全身都乏透了似的，好不容易才走到了家。一进门，姑妈就放下手里的毛线活，问她：“吃了没有？这么晚你上哪儿去了？”

她心烦意乱，不想多说话，走到圆桌边上，拿起玻璃杯想喝水。

“君君，你到底上哪儿了？”

“加班。”她皱着眉头哼了一句。

“瞎说，刚才你们单位的人还来找你呢，你根本没加班。”

“谁来了？”她端着暖壶的手不由停住了。

“还是那个，胖胖的小伙子，原来是你们同学。”

“来干什么？”

“他没说，反正他说你没在机关里。君君，现在社会治安这么乱，你在外边乱跑什么？还跟我说假话，再这样我可要给你爸爸妈妈写信啦。”

严君倒了水，喝了一口，勉强笑笑，“没事，流氓不敢惹我。”

她走进自己的屋子里，坐在桌前，百无聊赖地拿起一本书，翻了翻，又放下。每次，只要和周志明在一起呆一会儿，她便什么事也干不下去了，心里骚动不安。

桌上的小圆镜里，映着她的脸，俏挺的鼻子，小巧的嘴，眉毛很黑，直通额角，这像个男孩子的眉毛福相，还是悲相？

她应该说是一个福女，命运给她的慷慨厚待，曾使多少人望而生妒啊，她也许不该再这样多所欲求了。想想，和她一起下农村的伙伴中，有多少人不是至今还在大田里荷锄耕作，在烈日下车水溉苗吗，大概已经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父母一起，都快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了。

而她，被生产队推荐进了工厂，又被工厂推荐进了大学，参加公安工作不到两年，她就搞上了311这种货真价实的大案。这种尖端案件连那些久经世面的老侦察员们也会为之技痒的。

想想，处里那一大堆“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还木就一直是扎在那些平凡、繁琐、甚至是枯燥的基础工作中，度过了最值得留恋的青春岁月吗？什么敌情研究啦，线索查证啦，档案清理啦，资料建设啦，积年累月，默默无闻地干着，而这些年，又只是搞运动，被整，整人，然后就是逍遥，让人心灰意懒的逍遥。比起他们，她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不，她不是看不起成了农民的伙伴和埋身于平凡的老同志，对他们她只有敬佩，但在人们的眼睛里，在人们的议论中，她确是成了一个“幸福的小妞儿”，是吃着甘蔗上楼，节节甜步步高的。

“君君，你说找的那个帮忙送书柜的人，找了没有？”姑妈把头探进来，说了一句，又缩回去了。

帮忙送书柜，谁呢？她是决计木会去找小陆的，沾上他的人情，来日拿什么还？姑妈扯出的这句话，又勾上她的烦躁来。

她，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小妞”吗？如果一个妙龄女子在应有尽有之后，唯独在感情上得不到满足，她能够说是一个幸福的人吗？不，她认为不能。她忘记是谁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爱情是人的生命的一半，假使没有这一半，生活就会有难以弥补的缺憾。”这话是实在的。

她的这一半在哪儿啊？

她一向认为自己在感情上是个粗线条的人，她不习惯苦心观察和分析别人，甚至也懒得去认识和体会一下自己，她没有，也不想有林妹妹式的那种细而又细的灵性与伤感。像现在这样，让自己停顿下来，安静下来，专门地，去回顾过去和窥探未来，在她还是从未有过的习惯。在她的记忆中，周志明给她的第一面印象，除了那张报中看的胜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周志明跟不熟的人是不爱说话的，不像科里、处里的其他小伙子们那样，在她初来乍到的时候，或哗众取宠，想引起她的注意；或俯首送媚，以博得她的好感；或故作窘呆，以换取她的同情，那帮人有意无意之间使的小手段，她不但心中了了，而且有点厌烦，但那个时候，她也并没有想到自己最后竟会爱上一个当时她毫无一顾的人。不，她并不看重人的外貌，也不是看上了他在业务上受培养受重视的地位（这一点不管年轻干部们是否公认，反正老同志背后都是这么评定的），她对周志明的最初的好感只不过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