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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摆正统架子，对于真正了解世界并且解决实际的问题不仅毫无帮助而且大有妨碍。

历史学家之所以轻易将义和团看做“匪”，还有一个原因。历史学家都是知识分子。在不久的过去，如前所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居“四民之首”。他们传统地养成一种优越感，对于一般“无知愚民”常常轻忽。现在，中国一般知识分子虽然倒霉到极点，收入可与三轮车夫媲美，社会地位只剩下一点影子，可是在潜意识中尚残留若干优越的幻觉。因此，当他们写起历史来时，对于一般“无知愚民”不容易作平等的考虑。

义和团事变的结果对于中国太严重了。天津陷落，京师被占，差一点弄亡了国。辛丑和约订下来，谢罪、惩凶、赔巨款、削平炮台、改变商约、增设外务部、变通觐见礼节，等等。这些结果够吸引历史学家的注意力，使他们不易对义和团运动的许多重要方面作一客观的分析。

毫无疑问，仅仅就行动来说，义和团的举动是“匪”。而且，慈禧和若干满清朝贵利用义和团来杀洋泄愤。这些几乎都是不用说的。可是，这个运动之所以酝酿而且爆发，在中西交会里有极不可忽视的文化和历史意义。这种文化和历史意义不是仅仅藉着说“拳匪胡闹”和“无知满人利用拳匪来泄愤”可以显露出来的。

义和团的兴起，是由来已久的白莲教、八卦教和山东等处的尚武精神等内在的根苗，碰到外来文化势力的压迫和刺激，加上民不聊生，王公巨卿从而构煽利用，这几股力量辐辏在一起所形成的。

三　本土运动（4）

一八○八年安徽省颍州、亳州，山东省曹州、兖州等地，失业的“无赖汉”＇16＇拽刀聚众，设立顺刀会、虎尾鞭、义和拳，口号是恢复明室。一*八年，江苏、山东的大刀会肆扰，直隶也有会众起事。这些人声言神灵附体，咒语能够抵御枪炮，并且打起“扶中朝灭洋教”的招牌。一九○○年义和团起，标榜“扶清灭洋”。这个口号深为内外受挫的朝廷显要载漪、载勋、刚毅和毓贤等人所喜。他们以为民气忠勇可用，义和拳法力神奇。

当时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他们的教义和作法有许多既与中国知识分子所持大传统不合又与中国民间的小传统违背。基督教的圣经与中国孔制、老庄及佛法很不相同。当时一般文人只知诵读诗书，高谈理学，又严“夷夏之防”。教士们倡“博爱”，主“中外一家”，一切人“在上帝面前平等”。这一套他们最恨恶。教士又劝人不要“敬拜偶像”，反对中国人祭祀祖先。中国人，尤其是乡下人，靠土地公及土地婆活命，至少在观念上靠他们活命。现在外国人叫他们不要去敬拜那些神道，便得不到保佑。得不到保佑，岂非活不成命？中国人把祖宗视作自己生命之无可替代的绝对来源。在中国人心目中，祖先即是准神仙。准神仙即是不可或缺的崇敬对象，以及家族中高高在上的精神主体。现在外国人不要人拜祖，岂不是教人“忘本”？这些事是够惹人反感了。中国文化分子，如前第四章所说，素来是严男女之别。传教士在主持礼拜的时候，要男女齐集一堂。这种安排，在当时的人看来，用现时流行的名词说，就是“破坏善良风俗”。大家在潜意识中既然含藏着这么多的不满，于是有人造谣的话，就极易被人接受，因此也就极易传播。当时有人传说教士诱奸妇女，挖眼取心，窃取婴孩脑体；并且印成文字，分散各地。大家风传，信以为真。其实不过是男女信徒在一起做礼拜，教会收养孤儿而已。

乡间人民唱戏谢神是农村社会的一件大事。一般乡人可以藉此娱乐，做点小买卖，同时过点社交团契的快乐生活。外国传教士不明白这一社会生活，把它看做迷信。这自然是会伤感情的。不仅如此，教会更进而要教民拒绝出钱唱戏修庙。叫人拒绝出钱比要人出钱是容易得多。这么一来，在同一个社区，教民和非教民互相仇视。在这种情形之下，文人从而构煽。长沙有一个喜好扶乩并且又有心脏病的文人叫做周汉。他刊印了许多仇教的文字。当时的人称道他的文学有“乾坤正气”。他尝绘一图画，坐一个猪精在上面，剖心挖眼于下，詈诋“天主教”为“天猪叫”。

除了风俗、习惯和宗教的原因以外，经济的贫困也助长义和团的蔓延。当时国际贸易渐渐发达。从外洋输入的布匹大增，布匹的花色繁多，价钱也廉，大家乐于购买，于是固有的家庭工业遭受摧残。人口增加，耕地不能增加，失业的人多，生计更感到困难。山东一带黄河溃溢，弄得民不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