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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考虑的是，在省级领导干部调整的同时，必然要对全省的厅级干部进行一次小的变动。

比如谁当厅长，谁当市委书记、市长，这项工作需要现在就开始做了，要不然中央关于副省级的名单下来后，就有些措手不及。有的干部要提拔成副省级，他们留下的空缺，要有人去填补。有的干部在一个地方工作的时间太长了，需要调整一下岗位。

这样的事情还是要和祁玉民和组织部长兰超华讨论一下。本来这样重大的事情，要开省委常委会集体研究决定。但是，上会研究，总得有个方案吧，不能十几个人，个个都当家。做省委书记的，最重要的权力就是用人权。说白了，就是提名权。在一个省里，只有省委书记才能提名谁当市委书记，谁当厅长、市长。其他的省委常委，只能有建议权。至于他们的建议省委书记听不听，那要看省委书记斟酌的结果了。

省委书记是班长，最关键的，就是体现在这个地方。就是省长，也不能对省委书记提出挑战。

陆政东明白，只要抓住了用人这个牛鼻子，自己就是名符其实的一把手。

秘书马上拿起电话，拨通祁玉民和兰超华秘书的电话。

祁玉民的秘书有点兴致不高，能够给大领导做秘书的，绝对都是聪明人，他得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跟着陆政东，有没有更大的发展，是他们抉择的最重要考量。如果前途明朗，他们愿意做出短期的牺牲。像这一次，如果祁玉民当上了省长，那比当副书记的秘书，不知道风光多少倍。前途那是大大的有。两三年就上去了，最少是副厅级。

如果情况不太明朗，看不出是福还是祸，他们就宁愿选择按兵不动，坐以待变。

不一会儿，祁玉民就和兰超华一前一后，赶到了陆政东的办公室。

其实祁玉民刚才还在外面，在团省委视察工作。虽然省委常委还没有进行新的分工，但詹继东调走，这一摊的工作他得暂时兼着，接到陆政东要召见的电话，他连忙中断了视察，从团省委的办公地点赶了回来。

祁玉民肩宽背厚，头显得比一般人要大一些，一看就是一脸福相。

比起一般人，他也确实算是够幸运的，他出生的西南一个小县城里的干部家庭，父亲是军人出身，解放战争的时候，参加过大决战战役，当过副团长。全国解放的时候，他留在了地方上工作，解放后当了县委书记。他母亲是县教育局的副局长，在县里，这是令人羡慕的干部家庭。

文革爆发之前，祁玉民的父亲已经是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了。文革中祁玉民的父亲受到了冲击，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祁玉民中学毕业后，就到一个军垦农场，做了知青。那个农场的厂长和祁玉民的父亲是一个部队的战友。所以，祁玉民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也有贵人关照。

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祁玉民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后，他被直接分配进了国务院系统的一个部委工作，在部办公厅、人事司干了五六年，从一个小科员，提拔为了部机关的副处长。

那个时候，祁玉民的父亲，已经是某省的民政厅厅长了。恰好他的一个老战友，也是早年从部队转到地方上工作的同志，到了祁玉民那个部，当了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需要选一个秘书，于是就选了自己老战友的儿子，祁玉民于是当了副部长的秘书。此后在副部长的关照下，他一路升迁，做了处长，办公厅副主任，计划财务司副司长，人事司司长，最后在四十四岁的时候，成了副部长，做了几年，又成了常务副部长。

常务副部长那是非常重要的岗位了，每年手中掌握的资金审批权，就有几十个亿。巴结他的地方领导，什么省长、副省长的，多得不得了。每天请他吃饭的人，都要排成了长队，不提前向他的秘书预约，根本轮不到。还有那些在京城里可以呼风唤雨的大老板们，也千方百计地巴结他。他也逐渐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关系网。认识的高级官员、大老板越来越多，为自己的升迁做了很好的铺垫。

他当年的领导，是可以说得上话的人物，为祁玉民的提拔、重用，没少费心思。这一次，祁玉民被下派到贝湖省，担任省委副书记，属于是重用。他这样的官员，一个最便捷的升迁路径就是，在中央部委机关混到副部级，然后下派到省里，历练一下，捞取些政治资本，积累一些地方上工作的经验，三五年之后，就升迁了。或者是回到北京，成为部长什么的；或者留在地方，就地升迁，当省长或者省委书记，就像陆政东一样。最差了，混到退休，还能解决个正省级的级别，弄个省政协主席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