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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都把天子圣明作为治世的标准。天子圣明，则百姓之幸；天子昏庸，则百姓之祸。但纵观历史，圣明的天子屈指可数，昏庸的帝王又比比皆是。百姓的苦乐可想而知了。所以，元代词人张养浩在路经潼关，看到废弃的宫阙，发出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长叹，引发多少人的思考！秦朝以后，随着皇帝制度的确立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皇帝成为等级社会的最高主宰者和支配者，中华帝国这艘生命之船在航行中的安危存亡完全系于其一人之手。王朝兴替，其兴也由帝王。透过历代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繁荣状况，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帝王大都励精图治，兢兢业业。他们时刻惦记着创业难、守业更难，“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的训箴，精心打理自己的“家国天下”。在政治方面，他们事必躬亲，严加管束皇亲国戚、家奴宦官；他们亲贤人，远小人，善于纳谏，能听取不同的意见和观点，甚至是逆耳的忠言。在经济上，他们与民休息，蠲租免税，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他们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他们打击豪强，分配土地，保护生产和经营；在自然灾害降临时，他们安置流民，倾力救济。在民族政策方面，切实考虑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实际状况，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之间的风俗与信仰，民族之间、政权之间与国家之间和谐友好相处。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拥有早熟的农业文化，只要政治清明，爱惜民力，君臣上下同心，百姓自然乐而向之，国泰民安的盛世局面并不难创造。例如，西汉初年，高祖、文帝、景帝相继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汉初七十年，国力达于鼎盛，遂有“文景之治”之盛世。隋文帝以短短二十年之时间，创造了后世艳称的“开皇之治”。唐太宗创造的“贞观之治”距大唐开国仅仅三十年时间。明朝开国之初，到处田畴荒芜，榛莽丛生，中原及江淮许多地区人烟断绝。明太祖提出“安民为本”和“藏富于民”的主张，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到洪武二十六年时，全国人口数已经达到66906040人，比元代1291年人口最高的59848964人（未包括游食者429118人）增加了696848人。王朝兴替，其亡也由帝王。同样，任何一个王朝衰败和灭亡的轨迹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尽管每一个王朝灭亡的具体方式可能千差万别，帝王或被俘沙场、或被捉宫廷，或身首异处，或客死他乡，或自焚宫中，或自缢身亡，或亡命天涯，或葬身鱼腹。。。。。。但任何一个王朝由盛至衰，由衰至亡都不是朝夕间事，都是有迹可循的。即如所谓的清平盛世，也同样潜伏着危机，只不过被表面的繁华所掩盖，社会承平愈久，其衰危之心愈益懈怠，统治阶层更不愿甚至不敢去面对了，仍然我行我素。举明清为例，普遍认为，明实亡于万历15年，清实亡于康乾盛世的乾隆王朝后期。个别帝王或者试图欲挽救将倾之大厦，但终因积重难返，无法逃脱被颠覆的命运。亡国之君各有各的不同，但亡国之君的行为方式多有惊人的相似。在政治上，他们荒怠朝政，不理政事，或多年不上朝，将朝政悉数委于他人；他们亲奸邪，远忠良，良莠不分，偏听谗言，致使政治不明，吏治败坏；他们对治理国家不感兴趣，对歪门邪道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或求长生，或乐于兴趣爱好，或荒乐好色，荒淫无道等。在经济上，他们不抑兼并，横征暴敛，与民争利；他们奢侈浮华，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其结果自然是积贫积弱。在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上，他们或嗜杀成性，穷兵黜武，元气大伤，最后直落得兵败如山倒；他们往往骄傲自大，采取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等级制度森严，致使民怨沸腾。例如，夏朝末年，桀荒淫无度、纵情于歌乐声色，数月不上朝。大臣关龙逄进谏说：“如果天子做到谦恭、节俭、讲究信义、爱护贤才，那么，天下才能安定，王朝才能稳固。而今陛下奢侈无度，嗜杀成性，弄得诸侯离心离德，百姓盼望您早些灭亡。”忠言逆耳，夏桀竟将关龙逄杀掉，并警告臣下，如果再有进言者，一律处死。从此，贤臣绝迹，佞臣当道，终被汤武革去“天命”。秦二世胡亥昏庸无能，终日沉湎于享乐，权柄被窃于奸相赵高，光天化日之下上演“指鹿为马”的闹剧，不幸印证了“亡秦者，胡也”的谶语。大唐帝国后期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宦官弄权，帝王权力被窃，无力左右政局所致。南宋亡国的教训再次证明天子失德、大权旁落、奸相当道坏政的血的教训，秦桧、韩胄和贾似道的权倾朝野，究其原因，大都源于帝王们满意陶醉于江南安逸的生活，满足于偏安江南的既成事实，像理宗和度宗皆因贪恋女色而亡命。诗人林升在《题临安邸》中恰切地反映了上至帝王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