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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投身抗战宣传，有的默默写作，连张爱玲所崇拜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也寄寓重庆，在作品中显示出抗战倾向。与张爱玲同样身陷“孤岛”的钱钟书开始写《围城》，但“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直到1947年《围城》才出版。而张爱玲却迫不及待地要“出名”，而且理直气壮，洋洋自得。

张爱玲从小就要“做一个特别的人”，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外曾祖父则是名满天下的清朝名臣李鸿章。

然而人生是诡谲的，一个人太想得到一样东西，上天倒不一定让他得到。张爱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1949年，政权易手，上海文坛的“传奇”时代结束。3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迫于生活压力，这个出身簪缨望族，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后者张爱玲本人也承认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授权下”写的，连“故事大纲”都被拟定，写作时还有他人参与。这样粗糙的文字，难道是由张爱玲那只高贵得几乎不染纤尘的手写出来的吗？

《秧歌》和《赤地之恋》出版不久，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很快与一个叫赖雅的比她大29岁的美国剧作家订婚。而赖雅却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坚定到不允许旁人说一句共产主义的坏话，捷克共产党领袖是他的好友。有人会说，婚恋是婚恋，写作是写作，但联系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这些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张爱玲的人格和写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共产党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都与她无关，她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既然发表作品可以乘机出名，那就快快发吧，哪怕发表的地方不那么干净；既然写###小说可以赚钱，那就写吧，反正天高皇帝远，共产党也管不到这里；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又那么有号召力，人也不坏，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年龄大点有什么关系？此后，在生活的压力下，张爱玲还在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中共术语研究，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当年中共言论中的新名词，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一边是《红楼梦魇》，一边是中共术语，也许只有张爱玲才能在生命中书写出这样的“传奇”。

有人说张爱玲毕竟是女人，不懂政治，没有政治敏感，但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之际，上海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通报上列出张爱玲的名字，她马上表明了拒绝的态度。

一个人迫不得已时可能会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但到了张爱玲这个地步，也真够可怜的了。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不用说是一场孽缘。胡兰成是够下作的了，与张爱玲结婚不到半年，就在武汉与一个姓周的护士如胶似漆；当张爱玲追到温州质问，他又已经与一个叫范秀美的当地女子同居。人们常怪胡兰成给张爱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问题是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上了胡兰成？

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不管张爱玲多么“高贵”，胡兰成多么下作，他们在人格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胡兰成卖文（任敌伪报纸主笔），张爱玲也卖文；胡兰成没有原则，张爱玲也没有原则。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原则是能出人头地，尽享浮生的繁华与荣耀，只不过胡兰成确实更下贱一些。

在美国，最令张爱玲引以为自豪的写作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其实，20世纪40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没有原则的人，看上去忙忙碌碌十分主动，其实是被动的，路越走越窄，人生越来越暗淡。胡兰成、张爱玲都是如此。而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颗博大的心灵和日益坚实的信仰体系，必然一步步走向枯竭。

夏志清先生曾建议张爱玲多接触美国社会，然后以美国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上的突破。但张爱玲孤傲又软弱，无法融入美国这个早已现代化了的社会。她的生活越来越封闭，最后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