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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起的外号。

当年，钱大江跟冯家住一条胡同。说起来，两家的宅门都不小，冯家的老祖是四品翰林，钱家的老祖是五品知府。到他们的父辈，冯爷的父亲是资本家，钱大江的父亲是外国银号的买办。两家的家底儿都挺厚实，而且从他们的老太爷那辈起就收藏古玩字画。

不过，这两家在解放以后的命运却大不相同。钱大江的父亲钱颢毕业于辅仁大学，后来又到英国留学，虽说他回国后一直在洋行当买办，但是他并没有自己的买卖，解放初期进了银行系统搞金融业务。

划阶级成分时，让领导一时为了难，买办是什么？实际上就是现在的高级“白领”。按当时的说法，买办就是“洋奴”，“洋奴”属于资产阶级，这一点儿错儿都没有，可是他又没资没产，尽管家里有钱，但按现在的说法，那是他打工挣的。当时的“买办”很少，连参照依据都难找，折腾了两年多，给他定了“职员”的成分。

那年头，“职员”的成分包罗万象，连大学教授、工程师、中小学老师都算“职员”。这么一归类，让钱颢躲过了几场大的政治运动冲击，加上他有很高的革命觉悟，思想上追求进步，始终跟着政治形势的步点儿走，业务上也有一套，所以他成了单位的“不老松”。

钱家在江南老家是大家族。钱颢有个二伯曾是老同盟会的成员，早年跟随孙中山搞革命，后来在国民政府当了议员，他的四叔是国民党的上将，在军界赫赫有名，后来去了台湾。按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些海外关系会株连到钱家，但是钱颢的这几位亲属名头儿太大了，反倒让他成了“统战”对象。钱颢加入了民主党派，后来还当了政协委员。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说您住的那条胡同有一位政协委员，也算是能吹嘘的资本。钱家的这种风光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革”。

钱家收藏的古玩字画儿确实不少，虽说“文革”的时候，钱家也被红卫兵抄了家，许多字画被烧了撕了没收了，但有十几幅精品被老爷子事先藏了起来，躲过了劫难。“文革”结束后，政府落实政策，把没收的一些字画儿又归还了钱家。老爷子对书画着迷，见到好画儿不买，走不动道儿。那几年，名人字画儿的价码极便宜，齐白石的画儿，在琉璃厂荣宝斋挂笔单，不过十几块钱。钱颢老爷子节衣缩食，没少从琉璃厂的字画店买一些现代名人的书画，到他去世前，家里收藏的书画足可以开一个博物馆用的。

钱颢老爷子是个明白人，也许他早已经看出自己的几个孩子没有他的这种心胸和气度，知道这些书画传给他们不是福，是祸。他的夫人早已离世，所以他铁了心把钱家的藏书藏画捐给国家。

老爷子八十六岁那年得了癌症，他知道自己离大限不远，放弃了手术和化疗，踏下心来整理自己的藏画，在历史博物馆搞了一个藏画展览，然后将所有的藏画，大约二百多幅，分别捐给了国家的博物馆和家乡的博物馆，特地嘱咐不要作任何宣传报道，也不留自己的名姓，所有的后事都办利落了，老爷子才撒手人寰。癌症病人临死前大都很痛苦，老爷子“走”的时候却很安详，享年八十八岁，可谓寿终正寝，修成正果。

应该说钱颢老爷子玩了一辈子书画，眼睛够“毒”的。按老话说不但睁着“前眼”，还留着“后眼”。这话怎么说？他看到了自己身后的事儿。老爷子“走”了没几年，他的几个子女便乱了营。

原来老爷子有两个儿子三个闺女，钱大江是二儿子，大排行是老四，他下边还有一个妹妹叫钱小湄。小湄的身世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她是钱颢五十五岁那年到西安出差抱回来的，钱颢对家人说这孩子是他在火车上捡的。

怎么捡的呢？老爷子说得有鼻子有眼儿：他到西安办完事，坐火车回北京。那会儿出差，一般都坐硬座。坐在钱颢对面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农村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一直默默无语看着他。车到郑州的时候，这位妇女对钱颢说：“大叔，您帮我抱会儿这孩子，我下车给孩子买点吃的。”

钱颢本是个古道热肠的人，听她这么一说，便把孩子接了过来。可是车开了，这位妇女也没上车。钱颢急了，抱着孩子去找列车长。列车长赶紧跟郑州车站联系，让他们广播找人。

火车到了北京，郑州车站来电话说没有找到婴儿的母亲。这时婴儿要吃奶，在襁褓里哇哇直哭。

列车长打开襁褓一看，里头掉出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几行字“大叔大婶，我是包办婚姻的牺牲品，为了追求自己真正的爱情，我和他偷吃禁果生下了这个孩子，为此，孩子的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