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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不说话，忽然举起一根草棍，在他眼前一晃，问：“你说这是什么草？”

这一举动，吓得他出了一声冷汗。第二天，他也病了，发高烧。经医生验实，棚长允许休息一天，并交给他一个任务：照顾李槐。

当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他又进行了一次独家采访。这天天气很好，顺南窗射进一线阳光，看看也很舒服。他给李槐倒了一杯水，话匣子就打开了：“……你给我说说，你是哪一年到日本去的？”“就是日本人占着天津那些年。”李槐艰难地坐了起来，“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过去我常和人们念叨。我从小好踩高跷，学徒的时候，天津春节有花会，我那时年轻，好耍把，很出了点名。日本天皇过生日，要调花会去献艺，就把我找去了。”“你看见天皇了吗？”

“看见了。不过离得很远，天皇穿的是黑衣服，天皇还赏给我们每人一身新衣服。”

李槐说着兴奋起来，原来闭着的眼也睁开了。

“我们扮的是水漫金山，我演老渔翁。是和扮青蛇的那个小媳妇耍，我一个跟头……”

他说着就往铺下面爬。我忙说：“你干什么？你的病好了吗？”

“没关系。”他说着下到地上，两排铺板之间，有一尺多宽，只容一个人走路，他站在那里拿好了一个姿势。他说：

“我在青蛇面前，一个跟斗过去，踩着三尺高跷呀，再翻过来，随手抱起一条大鲤鱼，干净利索，面不改色，日本人一片喝采声！”

他在那里直直站着，圆睁着两只眼睛，望着前面。眼睛里放射出一种奇异多彩的光芒，光芒里饱含青春、热情、得意和自负，充满荣誉之感。

我怕他真的要翻跟斗，赶紧把他扶到铺上去。过了不到两天，他就死去了。

孙犁讲完了他的故事，照例以“芸斋主人”的身份评点说：“当时所谓罪名，多夸张不实之词，兹不论。文化交流，当在和平共处两国平等互惠之时。国破家亡，远洋奔赴，献艺敌酋，乃可耻之行也。然此事在彼幼年之期，自亦可谅之。而李槐至死不悟，仍引以为光荣，盖老年胡涂人也。可为崇洋媚外者戒。及其重病垂危之时，偶一念及艺事，竟如此奋发蹈厉，至不顾身命，岂其好艺之心至死未衰耶。”上面，我们照搬了两则“芸斋小说”。我们以为，即使作者和读者都不把它们看作严格的传记材料，其中仍然有着作者的身世经历在，至于作者的音容面貌、待人接物等等，征之于他本人，我们以为是十分相符的。

悼亡

从干校回到家中，正在临近他被解放之际，他的妻子却去世了。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引起心脏疾病，1970年4月15日去世。

家庭变故，个人遭遇……种种不幸，接踵而来，他的悲伤忧痛是无法形容的。

妻子患病已有十来年，1965年2月住过一次医院。那些天，他正修整一部叫做《明清藏书家尺牍》的书，在给它包上书皮的时候，他写上了这几句话：……时妻病入医院，心情颇痛。京中寄此残书来，每晚修整数页，十余日方毕。年过五旬，入此情景，以前梦中，无此遭际。雨水节时有所感：青春远离，曾无怨言，携幼奉老，时值乱年。亲友无憾，邻间无间。晚年相随，我性不柔，操持家务，一如初娶。知足乐命，安于淡素。1965年2月19日晚①

这位农村妇女，本来身体很好。闹日本的时候，家境越来越糟，孙犁又不在家，她除侍奉公婆，还带着孩子们下场下地。春冬两闲，一早一晚，织织纺纺，从不稍歇。到了集日，自己去卖线卖布，贴补家用。有时和大女儿轮换着背上二斗高粱——差不多有六七十斤重——走三里路，到子文镇集上去卖，从不对家里人叫一声苦。

她一共生下两男三女，都是自己在战争年月，一手拉扯着成长。我们前面说过，农村条件艰苦，缺医少药，又赶上抗战，他们十二岁的长子孙普，竟以盲肠炎夭折。不论哪个孩子生病、发烧，她总是整夜抱着，来回在炕上走，她以为这样可以减轻孩子的痛苦。在她生前，孙犁曾对孩子们说：“我对你们，没有什么责任。母亲把你们弄大，可不容易，你们应该记着。”儿女们颔首动容，相顾唯唯。多事之秋，没想到她1965年住院，1966年就赶上了“文革”。这年冬天，孙犁处境越来越坏。他每天“开会”，妻子怕他冷，给他做了一件大棉袄。不管回来有多晚，妻子总是一人坐在灯下等他，安排他吃饭、休息。见他茶饭无心、愁眉不展，就想着法儿劝慰他，但又怕说错了话，惹他生气，只好吞吞吐吐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