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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行为能够决定他人的幸福或不幸时，我们不敢听从自私心理的指使，把个人的利益放在大家的利益之上。内心那个人马上提醒我们：过于看重自己而轻视别人，理所当然会招来他人的蔑视和愤慨。大德之士不会听命于这种情感。每一个优秀的军人对此都深有体会，他知道，如果战友们认为他会在危险面前退缩，或在需要他尽军人天职、为国捐躯时踌躇不前，就会向他投来轻蔑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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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与他人

个人决不应该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人更重要，即使自己的利益可能远远大于对他人的损害，也不能为了私利而损害他人。穷人也决不应该诈骗和偷窃富人，即使赃物给穷人带来的好处比富人丢失东西的损失更大。在这些时刻，内心的那个人也会马上提醒他：他并不比他的邻居更重要，而且他的私心会理所当然的招来人们的蔑视和愤怒，以及必然会随之而来的惩罚 因为他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安全与和平所赖以建立的神圣法则。正直的人通常害怕的是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内心的耻辱，是自己心灵上永远无法磨灭的污点，而不是无辜遭受外部的重大灾难。那条伟大的斯多噶主义的格言所表达的真理根植于他心中：对一个人来说，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另一个人的东西，或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的损失之上，要比由于肉体或外界原因造成的死亡、贫穷、痛苦和所有的不幸，更加违背他的天性。

如果别人的幸福和不幸并不取决于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的利益和他们的利益毫无关系，更谈不上冲突，我们并不总是觉得有必要压抑自己那与生俱来的、也许是不合适的自私心理以及对他人的冷漠态度。常规教育让我们在所有重大的场合按照自己和他人之间的某种公平原则行事，甚至平时的世界贸易也能调整我们道义上的积极原则以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谐。但是，据说只有极为雕琢、精致的教育和严谨、深奥的哲学，才能纠正我们消极感情中的偏差。

试图向我们讲授这一最难理解的道德课程的有两类哲学家。一类哲学家试图增强我们对他人利益的关心，另一类哲学家试图减少我们对自身利益的牵挂。前者让我们像天生关心自己一样去关心别人，后者让我们像天生漠视别人一样去漠视自己。也许两者的教义都远远超出了自然合适的正确标准。

前者是一些哭哭啼啼、垂头丧气的道德学家，他们没完没了地指责我们竟然在众多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过着愉快的生活。他们觉得，这么多可怜的人时刻面临着种种灾难，饱受贫困的煎熬、疾病的折磨和仇敌的欺压，挣扎在死亡线上，而我们竟然能视而不见，对自己的幸运满心欢喜，这是邪恶的。他们认为，我们虽然从未目见耳闻，但可以确信这些同胞无时无刻不在遭受厄运的折磨，我们应该用对他们的怜悯来抑制自己的幸运所带来的快乐，并且习惯性地表现出一种悲天悯人的忧郁神情。但是，首先，对自己毫不知情的灾难表示过分的同情，似乎是荒谬绝伦、不合情理的。显而易见，全世界平均起来，有一个受苦受难的人，就有二十个春风得意，或者至少还过得去的人。确实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应该为一个人哭泣而不为二十个人感到高兴。其次，这种装腔作势的怜悯不仅荒唐，而且似乎根本做不到；那些表面上做到的人，除了那种矫揉造作、多愁善感的悲痛之外一无所长；这种悲痛并不能打动人心，只会使人们的神情和谈话不合时宜地变得阴郁沉闷。最后，这种心愿即使能够实现，也毫无用处，只能让抱有心愿的人感到痛苦。无论我们怎样关心那些跟自己素无瓜葛、完全为我们力所不及的人，都只是自寻烦恼，对他们毫无益处。我们为什么要为远不可及的世界而自寻烦恼呢？毫无疑问，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离我们最远的人，都有资格得到我们美好的祝福，我们也自然会给他们祝福。但是，尽管他们是不幸的，我们也没必要为此而折磨自己。因此，对于那些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人，我们既无法帮助也无法伤害的人，我们的关心只能是有限的，这似乎是上帝的明智安排。如果在这方面我们本来的天性有可能改变，那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

不去同情成功者的快乐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没有妒忌的妨碍，我们对成功者的好感就会大增。那些责怪我们对不幸者缺乏足够同情的道德学家们，也责怪我们对幸运儿、权贵和富豪非常轻易就崇拜得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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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幸

我们对两种个人不幸的感情容易超出适度的范围。一种不幸首先影响与我们特别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