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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福首先阐述了企业机构改革的必要性：“由于我国政府职能已有相应的改变，各级政府承担的任务不再是指令型而是指导服务型，这就对企业管理科室机构和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本厂命运和经济效益，任何事只能服从这个大局大势。”

他推出全新的“三部一室”机构设置方案：原来的科室原则上撤销，重新组建“三部一室”，即生产管理部、财务管理部、行政管理部和厂部办公室。生产管理部设生产管理兼计划统计员一名，设备管理员一名，安全管理员一名，质量监督员一名；财务管理部设主办会计一名，出纳会计一名，成本会计一名，材料会计一名；行政管理部设劳资干部一名，房产管理及生活管理员一名，保卫干部一名；办公室设机要、行政、文字、宣传秘书各一名。每个人的具体职能任务将单独写明，张榜公布。人员实行公开招聘，现在在岗的，愿意受聘的，厂部认为适合的，优先录用。

对精减机构中剩余人员，何大福指出四条出路：一是充实生产第一线力量，有关系的同志可以自找出路，与各车间联系，愿去的可去；二是由厂部研究安排合适的岗位；三是自由组合，另外开辟谋生途径，做生意办企业都可以；四是休息退养，享受一定的待遇。凡是被招聘录用的，原来已享受科长副科长待遇的原则上暂时不动，原来未享受的全部享受副科级待遇。除了厂部管理机构的方案以外，对厂部党组织、工会、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组织，一律做到“有组织无机构”，所有人员原则上不脱产，都要有行政职务。我们热情期望各科室没多少任务的同志，能主动申请上一线。只有大家都感到人员调整只是正常的工作，我们的机构改革才算真正成功。

时值80年代中期，何大福对企业的组织机构这样“伤筋动骨”的改革，在金东县引起了“强烈地震”。特别是对企业的党群口全部实行“有组织无机构”，一下子使社会舆论议翻了天，纷纷站出来评头论足，有的甚至公开指责何大福瞎搞。虽然企业内部李雄关一伙已经不是何大福的对手，但外部强大的反对力量却成了何大福难以招架的“新对手”。

公安局来了一位副局长，与何大福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副局长板着脸问何大福：“你们这么大单位，保卫干部只设一个人，万一出了刑事案件，出了违法乱纪的事谁来处理？责任谁负？”

何大福：“出了刑事案件，有人违法乱纪，就交到你们那儿去。你们的社会职责就是这个，否则要你们公安干吗呢？如果我们企业内部有吵嘴打架、违纪违章，我们有规章制度，自己处理，一个人足够了。”

“这个责任你承担得起？”副局长软中带硬。公安局不是金箔厂的顶头上司，他们只能是“谈看法”，不能强行要求。

也巧了，那几年，金箔厂在何大福的领导下，对员工采取了“疏导”政策，厂内一直安然无恙，恶性案件和刑事案件都没发生。但由于得罪了公安局，每年的“治安先进”都轮不到金箔厂了。那位分管的副局长说：“金箔厂这样不重视治安保卫工作，起码的人员都没配齐，给他们当先进，其他单位一旦效仿起来还得了！”若干年后，那些保卫科办公室挂满“先进单位”锦旗的企业，却时常出现各类案件，最后都落得倒闭垮台的结局，那位副局长才似醒非醒地说：“他妈的日鬼了，金箔厂就一个保卫干部，这么多年竟然什么事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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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口全部有组织无机构”（1）

1987年，国家颁发了《　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条例　》，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重大举措。推行厂长负责制，院长、校长、公司经理负责制，意味着这些单位将要建立以行政首长为主的新的管理体制，而党的作用改为“核心保证”作用。

本来，这些道理，在市场经济社会里谁都会懂，都不是问题。可是，在当时，这等于“越雷池”，冲“禁区”。因此，那一阵子，报纸、电视天天都在讨论“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究竟是书记大，还是厂长大？”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无休止的“讨论”呢？原来，在这个条例里，他们提出“厂长是中心，书记是核心，工会主席代表工人”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理论，这就把问题复杂化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是：究竟谁是一把手？专家们不肯直说。所以在贯彻这个条例过程中，就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论。

这一年，经上级批准，何大福与刘恒调了个位：何大福改任厂长，刘恒改任书记。

何大福说：“不管我是任书记还是任厂长，我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