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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哪里是一个大队的所在地？当时的苏州工业园也不如它。那个时候，大邱庄工业产值已近100个亿，比一个中小城市还高！

禹作敏创造的奇迹令何大福惊叹，禹作敏的非凡思维和惊人言论更令何大福赞叹！

在知道禹作敏之前，何大福只知道中国语言大师是候宝林、马季等相声演员。认识禹作敏之后，才知道禹作敏也不愧为语言大师。相声大师的语言是娱乐群众的，禹作敏的语言则是思辨和智慧的结晶。听禹作敏讲话，读禹作敏的文章，是一种享受。

何大福读过禹作敏的口述文章《　我们明白了，我们放心了，我们有了主心骨　》，他竟一连读了十多遍。他认为禹作敏对改革开放理解得透、领悟得深、也最得要领。

禹作敏的一系列顺口溜，如：“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引科学的水，浇农民的田”；“来才必有财，有才财必来”；“科技是真佛，谁拜谁有福”等等，这些有的放矢的精彩言论，都对何大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何大福在金箔厂实行改革过程中，几乎所有的言行都渗透着禹作敏的影子。

1993年1月，何大福在他的干部大会上，说了这么一段话：“最近，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字：‘谋’字。‘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歌唱了半个世纪，很少有人研究这个谋字。这个谋字，我认为要好好思考。为人民谋幸福，这谋字就是为党、为人民、为老百姓、为他人动脑筋、想办法、千方百计、坚定不移地追求最美好的生活，这才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所以我们当一个单位小头头，就是要为这个单位人们谋幸福，每个头头都为本单位群众谋幸福了，全国人民也就幸福了。”这段话，何大福说他是学习禹作敏而萌发出来的。

1992年9月，何大福在全市干部会上说：“有人说我何大福干得这么好，应该醒醒了，金箔厂应该升格了。我们对此无所谓。什么级不级？企业不论级。企业就是企业，以追逐经济效益为目的，不同于行政管理机关。要有，也应当是规模级、效益级、信誉级，而不是行政级。那种把企业分为不同行政级别的做法是不妥的，从这点上说，企业无论大小，企业办得好就有‘级’，要多大有多大；企业办不好，什么级也没有。试问：市长坐奥迪，厂长坐奔驰，你说他们哪个级大？试问：别人买我的产品，要不要问哪个级别的厂生产的？”何大福说这段话完全是由禹作敏的口气演变而来的。

1990年，在一些企业界人士坐谈会上，何大福发言道：“我在上级大会上发言，在给上级报告中，很少有客套话，有些领导不习惯，说我傲。我不服气。有些人讲话开头总要讲：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在什么方针指引下，在各单位大力支持下，讲了一大串还不见正文，我嫌烦。一个企业如果亏损几十万呢？能不能写上：在XX领导下、指引下、支持下，今年我们企业亏损了几十万？其实都没必要。”何大福说这些话，都有禹作敏的风格。

在禹作敏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是一个农民，我是中国农民的代表！”

若干年后，禹作敏触犯国法，出事了！何大福发表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哀叹禹作敏”：禹作敏，农民也！中国的革命，成也农民，败也农民。盐碱地是你的根，你想离开根，绝对活不成；穷困落后是你的命。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忘了毛泽东。毛泽东告诫我们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教育农民。你干吗忘掉对自身的学习改造呢？因为你是一个农民啊！不过告诉你禹作敏，中国改革的史册，无论正面讲反面听，都不会忘掉你的大名！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到90年代初，一批锐意改革的先驱者，如步鑫生、牟其中、禹作敏等人，他们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立过汗马功劳，也曾激励过成千上万个改革家们，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卓越的贡献。然而，那些改革的先行者们行程艰险。对他们来说，幸福与苦难真是相隔一层纸。何大福不是那种长着一双势利眼的企业家，他对那些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有一种由衷的敬意，对那些中途落马的好汉们的情感是心灵的吐露和肝胆的披沥。关公也有走麦城的时候，何况他们对时代已作出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大名。

拜访孔子老家（1）

何大福盯住山东，是从一句口号开始的。

“要想富，先修路。”80年代初，山东省负责人在《　人民日报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发展交通是山东改革的重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