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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像前现代社会那样基于剥夺生命的权力，而基于开发生命的权力之上，“反复地投资生命”。米歇尔·福柯：《性史》，卷1，《引论》，第139～142页，鹈鹕丛书，哈蒙兹沃斯，1981。我们可以说，前一种影响标志着福柯对苦行主义的接受，现代社会生活被认为浸透着这种苦行主义。如福柯所说，代表第二因素的“生活与历史之间的接触”再次成为别的什么了。人类几千年来生活在自然的招牌之下。自然环境支配着人类活动：人口增长大多受自然无常变化的控制。然而，大约从18世纪开始，这些过程便逐渐屈从于人类的控制了。

据福柯言，性之所以成为如此重要的一种关怀，是因为它构成了关系到身体发育的两大影响之间的主要接合点。它是“接触身体生命和接触类生命的一个手段”。“个体生存之所以对性进行最细密的追求，其原因就在于此。人们在行为中、在梦中追求性；人们怀疑性是致成最微小的蠢事的基础，将其回溯到最早的童年。”米歇尔·福柯：《性史》，卷1，《引论》，第146页，鹈鹕丛书，哈蒙兹沃斯，1981。把性当作权力使性成为一个秘密，但在福柯看来，也把“性”构造成可向往的东西，我们必须在从事性活动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个性。在福柯看来，赖希对性压抑的批判正是这种批判试图解放的性的囚徒。自19世纪以来性行为方面发生了如此多的变化，却没有伴随着赖希所预见的其他变化，这个事实表明，这种“反压抑”的斗争本身就是性领域的一部分，而非对性的颠覆。米歇尔·福柯：《性史》，卷1，《引论》，第130～131页。

然而，我们在第二章中加以批评的福柯自己的观点并不多见。福柯所说的权力——按自己的意志秘密做事的那种“权力”——在一些基本的方面是性别权力。被削弱了力量的、被排除在现代性的核心舞台之外的，是妇女，她们享受性快乐的能力被否定了——与此同时，她们开始建构基础革命。爱，以及劳伦斯·斯通所说的那种情感个人主义，正处于家庭组织变化的核心，在影响？密生活的其他变化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这些变化在较一般的意义上并非源起于国家或行政权力。如果接受而且必须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权力既是生成的又是分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些变化并非产生于权力而是产生于权力的缺乏。

福柯特别解释了生物权力的抑制形式何以由更能动的形式取代的原因。第一种是由创造共谋劳动力的要求所控制的；第二种与20世纪的一个晚期发展阶段相对应，在这个阶段，劳动力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屈从于直接控制了。这样的过渡一经实现，性便被疏导入多样化的社会线路，并多多少少因此而无所不在。

这个观点当然没有说服力，即便仅只涉及狭义上的性行为，更不用说影响较为普遍的个人关系的变化了。它意味着我们的性迷恋衍生于性欲作为话语现象的纯粹扩张，使其进入了它以前不在场的区域。我认为，生物权力并不像福柯所描述的那样能解释前几章中讨论的性态度和观点的变化。这些变化至少在某方面是斗争的结果，不可能否认其中所涉及的解放因素。恰如赖希和马尔库塞所预见的，也许不是解放，但也不仅仅是福柯所建议的挣脱缠结的蛛网的斗争。妇女已特别赢得了性自由，不管这种性自由仍然多么不全面，但与几十年前的情况相比已是非同寻常了。不管还有什么样的局限性和扭曲，但已出现远较开放的关于性的对话了，实际上整个人口都卷入了这种对话，这是前几代人所无法想像的。

制度性压抑和性的问题

我们因此来重新思考性与权力的关系，首先思考的是这样一个断言，即这种权力一事无成。权力的生成方面，与其分配特性一样，与社会组织的特殊属性、与固定团体和个人的活动、以及与制度反射性的不同语境和模式密切相关。性不是“权力”创造出来的，而至少就任何直接的意义上说，性的蔓延也不是它对这种“权力”的至关重要性造成的。

在我看来，生物权力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至少在福柯所构想的生成学的意义上是不存在的。相反，我们可以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区别出几条组织和个人变化的线索。现代制度的管理发展应该与自然和生殖等基本过程的社会化区别开来，并直接与性相关，但不能用福柯建议的方法加以分析。这些反过来应该与自我的反射性投射和与其相关的个人生活的革新区别开来。

至于监督的作用，我们可以同意福柯的观点，与个人生活的大多数其他方面一样，性也彻底陷入了权力体系的扩张之中，并受到这种扩张的重建。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