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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干什么?他对姐姐说:你弟弟虽然可以干大事,可是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你妈妈虽然去了,可是她已经痴呆了,我担心她就是匆匆跑过去也认不出儿子,还是我快点过去好。
姐姐说,父亲在死时不但平静,无所畏惧,而且脸上还突然充满了向往。
这是让我唯一宽慰,也让我感激的。我决定要在这套位于珠江岸边的小公寓住下来,直到父母的气味从这间小公寓里消失,直到我沉重的心情轻松起来,我可以重新上路。于是我当面拒绝了周局长让我回到北京工作的邀请,并质问周局长,为什么一直在我父母的事情上欺骗我?
周局长当时无奈地摇了摇头,叹息着解释:“小杨,你的整个行动的成功甚至几位同学的生命都在于你的保密,我能够把这个担子压在你父母的肩膀上吗?他们是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快八十岁的老人,如何可以长期为你伪装死亡保密?从你这边说,如果告诉你实际情况,你一定无法忍受让你父母在晚年遭受‘丧子’之痛而去联系他们,结果就会暴露你的行踪,最后甚至影响整个行动计划。小杨,从事我们这一行的,为了保密,为了国家安全,有时必须得忍受亲人不理解,甚至让亲人痛苦的事,我们是干大事的!”
我不愿意再听下去,转身就走了。对于我,干什么大事都无法取代我对父母的爱,是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下忍辱负重,辛辛苦苦地养育我成长,省吃俭用地供我读书。是他们用自己的爱教会了我如何去爱,从来到这世界开始我一直拥有世界上所有父母能给予子女的最宝贵财产:爱!现在父母离开了,他们留给我最宝贵的遗产也是这份爱。我想,无论是干大事还是做一名普通人,我都一定要把这份爱传下去。
我决定在广州定居下来,然后去结婚,生一个孩子,把我父母给予我的这份爱给予我的孩子,我到《南方周末》刊登一条求职广告,再到《青年一代》刊登一则证婚启事,这两件事情都做好后,我松了口气,就到好久没有去过的环市东路花园酒店那一带散散步。在经过酒店前的行人天桥时,我突然看到小江西李建国,他今天穿了件皱巴巴的西装,手里捧着一大束红玫瑰,很有型地站在天桥正中间。他转身也看到了我,吃惊地把嘴巴张得大大的。
“你在这里干吗?”
“我在这里散步,你又在这里干吗?”我反问他。
他腼腆地笑笑,朝自己胸前的那束花瞄了一眼,说:“我在约会!”
我忍不住“啊”了一声,故意有些夸张地好好打量了他一阵子,还是那个小江西李建国,虽然营养充足,甚至有点富态的样子。
当初完成了任务的李建国从美国联邦调查局最秘密的监禁地点释放后回到中国,几乎在同时也陷入了极度的焦躁和忧郁之中。北京方面担心他是长期监禁,一下子获释后不习惯“自由的空气”,周局长为他安排了最好的心理医生和保健护士,可是都无济于事。最后,我不得不飞到北京,当天晚上,我们聊了三个多小时,他向我透露了自己的病源。
当初小江西在秘密监禁中不但没有屈服,而且越战越勇,让联邦调查局的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最后按照我们的计划,小江西被宣布无罪获得释放。那天,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路易带着两个手下到小江西住了好几年的房间,小江西已经猜到他们的来意,脸上早已经摆出嘲笑和胜利者的表情等着他们。果然,路易用失败者的声音向他简单的宣布无罪释放令,小江西签字后,路易按照程序问道:“李先生,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当时李建国本来不屑于再和他们多说一句话,但胜利的喜悦使得他忍不住要说,他问道:“先生,我对你们联邦调查局这几年使用各种手段审问我的技巧深深佩服,不过我李建国精神世界相当丰富,所以你们那些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审问对我完全不起作用。你们任何试图进入我精神世界并想瓦解我的审问方式都让你们自己迷失在我比互联网还要庞大无边的精神世界里。可是现在我不妨告诉你们,我其实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与丰富的精神世界相比,我的肉体忍受痛苦的能力非常有限,肉体的疼痛会让我痛不欲生。虽然我知道你们无法用死亡来威胁我,迫使我屈服,可是,肉体上的折磨会让我在第一时间放弃一切努力的。我现在想问你们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不找出我的这一致命弱点?然后对症下药,使用诸如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或者用鞭子毒打等手段,就象你们以前在重庆和国民党一起搞的中美情报合作所里所做的那样。说实话,如果那样的话,我可能一开始就顶不住了,早就告诉了你们到现在还不知道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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