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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局长，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到这个时候怎么还不知道变通？”杨文峰虽然知道自己今天怎么说都无法改变周局长了，但却在口头上仍然不肯放弃。

“不错，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可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如果只是靠自己的脑袋做主观判断把原则变成活的，那么人就可能是是死的了！！！”周局长声音中透出威严。

杨文峰本来已经决定放弃了，但想到这些年行动执行后的辛苦和痛苦，想到郭青青一直担惊受怕东躲西藏，想到小江西现在还不知道在遭受什么样的折磨，心中不觉生出焦躁不耐和无力感。当他接触到周局长平静中透出威严的眼睛时，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抓住周局长这最后一句话，突然想起了部里的传说，于是故意漫不经心地嘀咕着：“周局长，你在文革时不是因为坚持保密原则，害死了。。。。。。”

杨文峰不得不停下来，周局长的脸色突然苍白如纸，手里的杯子“碰”的一声掉在地上。

杨文峰坚持要送医院，但周局长摇摇头，用微弱，透着无力的声音说：“老毛病，回家躺一会就好了。”

出租车把两人送到周局长家，杨文峰半背半扶地把周局长弄上了二楼。周局长的爱人开门乍一看见站在门口的杨文峰，表情好象活见了鬼，杨文峰知道周局长也对爱人保密了，于是三言两语的解释了一下。周局长爱人对周局长倒没有那么紧张，熟练地拿湿毛巾敷在他头上，然后用白开水冲泡了一包白糖让周局长喝下。

“老毛病了，医生说是血糖偏低。”周局长爱人也姓周，杨文峰叫她周阿姨，周阿姨把周局长安顿在寝室里躺下后回到客厅时说。

三房两厅的房子布置简单，儿子结婚后就有了自己的家，周阿姨前几年就退休了，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躺一下就好了，不用担心。”周阿姨大概看到杨文峰脸上有焦急的表情，就安慰他说。“老周都已经62岁了，前两年就应该退下来的，可上面领导死活不肯，说部门特殊，关键时刻可以放宽年纪限制。我想老周可能是全国少有的几个超过60岁的在职局长吧。”

“奥运会后周局长会退下来的，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家安全部的工作基本上停止，结果造成了现在的接班有些青黄不接，目前各个业务局都加紧培养三四十岁这一代的人接班。”杨文峰说到最后声音小下去了，他想起部党委培养的准备接替周局长班的副局长几乎和自己一样的年纪，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后来在国际关系学院获得硕士学位。杨文峰心里忍不住有些醋意。

“他这病就是不能挨饿，加上情绪不能有太大波动。”周阿姨说。

“哦。”杨文峰好象得到了答案似的，明白过来。

周阿姨的晚饭已经做好，就留下杨文峰吃饭。吃饭时，杨文峰说起当时周局长发病的情况，他边说边注意观察周阿姨的表情，要知道，周阿姨对杨文峰是无所不谈的，但这么多年关于周局长在文革中因为坚持“保密原则”而害得一家人家破人亡的事却只字不提。杨文峰今天却失去了旁敲侧击的耐心，说完后，单刀直入地直接问周阿姨部里的传言是怎么回事。

周阿姨叹了口气，放下筷子，轻手轻脚地走到卧室门前，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坐回来后，已经没有心情再拿起筷子了。看着眼前就象自己儿子一样的杨文峰，周阿姨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告诉你个故事吧。”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总理就先下手为强，以需要接受再教育，需要劳动改造为借口，把调查部（国家安全部情报局前身）的干部们分送到河北、安徽、辽宁三个“五七”干校去劳动教养，所以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虽然调查部的情报干部都在干校忙着写检讨，自我批评，甚至互相之间“揭发批斗”，但他们之中却很少有落到造反派手里的。造反派们对这些运动一开始就被运到荒郊野外去劳动改造的特务们自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的目标是城市里仍然挡着他们夺权的当权派。于是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调查部的干部基本上完整的保存了实力。当时深谋远虑的周总理这样做是有两个目的的，一是保持我党的情报力量，不受“四人帮”的破坏和冲击，这点也是全党上下公认的；第二点就很少有人清楚了，那就是周总理担心调查部的情报干部在运动中被利用，所以趁早先让他们去劳动改造，远离是非中心。要知道，中共中央调查部集中了从二三十年代的特科情报干部等中国情报界所有的精英，他们一旦卷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如果头脑一发热，又或者在斗争中经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