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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文人确实太政治化，但是对于王懿荣这样的情况，我不赞成安安的意见。如果身处其间，我的选择一定会和王懿荣差不多。作为父母之邦的首都已经沦陷了，自己又担任着这座城市的防卫大臣，其间已经很难把文化单独析滤出来。因此，王懿荣的选择无法像阿基米德那么潇洒。如果王懿荣带着甲骨文远走高飞了，可能他会做出很好的研究成果，但我们就会对他的整体人格有另外一种看法，而人格也是文化。如果说得开脱一点，王懿荣之死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文化仪式。学术很重要，但是一种关系民族荣辱存亡的学术一定要在某种整体气氛当中才能显现出它真正的价值。王懿荣在国破家亡的关键时刻，用生命投入了卜问，只是这次的卜问，他像一片甲骨一样折断了。

局势暂时平静下来以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来了。人们都忙着处理和列强的关系，忙着给朝廷找台阶下。王懿荣之死对于朝廷而言似乎很没面子，八国联军也不会说什么，老百姓更不了解内情，以为他只是朝廷的一个殉职官员而已，所以他很快就被埋没了。大家都忘记了他，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不仅仅是记住这个人，更要记住那个极其关键的时刻，有一个结束中国学者生命的井台，以及井台附近窗子里边的那堆甲骨，就证明这个民族、这种文化，还没有灭亡。

第二课 文明的咒语（1）

‖余秋雨：王懿荣去世了，当时的北京上上下下一片混乱，没有人来思考他留下的甲骨该怎么样处理。王懿荣的儿子叫王崇焕，他必须把这个家撑下去。王懿荣为官清廉，家里本来积蓄不多，在买甲骨的过程中又把值钱的东西典当掉了，他留给儿子真正的财富就是剩下的那一千多块甲骨。王崇焕本身不是甲骨研究者，他想把甲骨出让给真正懂得它们的人，同时换取一定的生活经费。

第一人选是刘鹗，也就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是王懿荣的朋友，对王懿荣的死深感悲痛，他本来就想帮助王懿荣的家庭，正好有了这么个机会，他出一个好价钱将甲骨买过来。刘鹗是个文学家，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多方位的学者，对甲骨文也有深入的研究。他在接过王懿荣留下的大多数甲骨以后，自己又从别的地方收购甲骨。最后在1903年，就是他的《老残游记》开始在报刊连载的那一年，他出版了一本书——《铁云藏龟》。这本书是把王懿荣家的甲骨、他自己收集的其他甲骨拼在一起出版。按照中国过去的习惯，甲骨很可能变成宫廷收藏家庭私藏，但是刘鹗这么一来，全社会研究者可以共享了，这个贡献很大。而且，他经过研究已经做出判断，这是殷人的刀笔。这个判断尽管比较简单，但是非常重要，他把人们的目光准确地拉到了那个重要的时代。

但是没有想到，就在五年以后，刘鹗还来不及做出更多的研究，他就被问罪了。问罪的罪名有两个，我认为第一个是把好事说成坏事，第二个是把没事说成有事。结果他被流放新疆，1909年，因脑溢血在新疆去世。不到十年，对甲骨文的发现做出重大贡献的第一功臣和第二功臣都死了。

‖诸丛瑜：很奇怪，在金字塔发现的过程当中，考古学家也是接二连三地死去。据说古埃及的金字塔里有一个法老的咒语：“如果谁干扰了法老的安宁，死亡必将降临到他的身上。”从1922年到1929年之间，英国考古学家卡特和他的团队前后有22个人都死于非命，那个神秘的咒语一直困扰着很多人。好像还有一个玛雅文明的水晶头骨，研究者中好多人也会离奇地死去。

‖余秋雨：对于这一批批伟大遗迹发现者的死，医学家们作了种种解释，却都没有能够完全说服人。后来不断有各种新的说法，比较新的说法是这些考古学家遇到了特殊的辐射。

但是，不管研究的结果如何，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当一种沉睡了很久的巨大文明要重新说话的时候，当一个早就遗失的记忆打着哈欠要重新醒来的时候，它会有一股杀气。它好像有一种力量，会把参与者卷入到一种无名的灾难当中。

科学和很多文化的区别就是这样：文化一直保持着自己庄严的神秘性；科学家呢，总是努力地要说明它。但是必然有一些东西永远也说明不了。就像埃及金字塔前那个狮身人面像，它到底在笑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似笑非笑？不知道。你能解答它吗？不知道。

那么，甲骨文也遇到了这样的情景。第一号、第二号人物很快死亡，而且我后面会讲到，甲骨文前期研究的最高峰——王国维先生也自杀了。在甲骨文的声音要出来之前的这个仪式性祭台上，虽然死的人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