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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一直到建国前期，西北等地是土匪的重灾区，每县多则十多股、少也得有一两股，人数多少不定，甚至只有两三个人的，竟然也敢扯起这个军、那个军的旗号。这些土匪有的一会摇身变成官军，然后又摇身一变称霸山林，有的则一生守着土匪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直到解放后被剿灭。

匪患自从有了封建王朝就一直存在着，历史上因为匪患而亡国灭种，或者说虚弱不堪的朝代数不胜数，但平心而论，他们多是被逼得活不下去而走的这条路。有人总结过中国人的特性，那就是对自己人狠、对外来人平和，历史上往往迫害本国人最厉害的，恰恰是国人自己。

很多土匪刚开始并不是太过作恶，可一入山林难回头，注定要与正常的生活脱节，这时候如果在遇到官府的剿灭，为了活下去而作恶的不在少数，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后世司南自己家村子里，就有一位80多岁的老婆婆，按辈分他还得叫老奶奶（***妈妈），就是匪患的受害者，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富平县仁智地区来了一伙土匪，此时老奶的孩子才刚刚断奶，土匪活生生将她的**割下。

战士们对这些人没有不恨的，有的是有冤仇要报，有的则是帮着战友报仇，所以丝毫没有留情的意思，弹雨也越发密集和准确。

此刻的西安城内，杨虎成等人正焦急的等待着周至发来的电报，已经快4点钟了，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车辆厂的几座仓库里，睡满了待命的战士，今晚这些战士都和衣而睡，随时准备出动。

焦急的他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如果今晚的进展不顺利，难保明天商团进城的消息不被泄露出去，毕竟1000多号人进来这里，不是十几二十个，一晚上问题不大，但多待一晚就多一份危险。北洋时期全国商团无数，各地的规矩也不一样，陈树藩给长城公司的商团条文上，明确写着超过200人以上的商团进城，就必须向督军府报备，而这份条文上面有张炳玉和王文和的签字。

如果今天出了变故，不能动手，导致商团大批进城的消息泄露出去，陈树藩就有足够的理由和借口来收拾商团，这个理司南他们走到那个地方也说不过去。

这时外面又传来一慢四快的打更声，“咚——咚！咚！咚！咚！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已经是五更半（凌晨四点）时分了，一下一下的梆声仿佛敲到了他的心脏上。这已经是最后一报了，在乡下的集镇这会如果是勤快人，已经开始起床做家务了，虽说西安城里的人能起的玩些，但最多不到5点就会起床开始一天的忙碌。

五更时节连打三趟便收更结束，那么打不打六更（凌晨五时）呢？老百姓五更一过便起床忙活，“一日之计在于晨”嘛，就连皇帝也在五更天便开始准备上朝了，更何况平头老百姓。另外，还有种说法就是五更天鬼在窜，此时不宜惊动他们以免影响他们回不到阴间而在阳间为祸，当然了，这只是古人的封建迷信。

打更的起源很早，最早能追溯到原始巫医时代，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职业，就连国父孙中山的父亲也是打更人，至今在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内，还保留着他父打更的物品。

月光将杨虎成的身影在地上拉的很长很长，卫东哲等人也都在办公室里等待着来自周至的命令，他们营的进攻目标将是督军府，办公室里此刻乌烟瘴气，烟卷、大烟袋一个个都像接上了风箱似的，呼呼的闪着红光。

就在这时，电报机旁的通信员突然惊呼一声：“来信号了！！！”说完也不理旁人，自顾自的认真接收着电文。

放下枪不愿意在抵抗的匪徒就如同恶性传染病，瞬时间除了极个别罪大恶极的土匪，其余全部放下武器，操着各式各样口音和话语的土匪，都只有一个念头：“祖宗们，别打了，我们投降！”

当韩剥皮派来的人再次摸到岗哨这里时，岗哨如同一座鬼屋，里面没有一点灯光，门外也没见中年土匪和鞭子的身影，几个来绑人的土匪有些摸不着头脑，这是怎么回事？

土匪们全部向仓库进攻时，鞭子和中年土匪已经在门外待了十多分钟了，今晚活该自己命背，摊上这么个活计，不但没捞着钱赚还挨了训斥，别看头目平时嘴里说的仁义，等回到了山寨以后没自己的好日子过，谁让自己脑子一热，给他来了个没面子。

当仓库那里就刚要发出第一声枪响的时候，中年土匪突然意识到哨所内好像没有了鼾声，问过鞭子之后，鞭子也不知道啥时候没的。

“不好！”中年土匪心里打了个激灵，今晚怕是有凶险了，就在两人起身正准备蹑手蹑脚再次进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