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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准备。

1939年秋，胡有猷离贵阳来重庆，准备奔往延安抗大学习，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大肆捕杀赴陕北青年，没有去成。经党组织同意，来到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开展统战活动，深得该社负责人黄炎培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嘉许。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后，重庆白色恐怖更加严重，胡有猷转移到川北一带做地下工作。1943年，胡有猷调回重庆，先后在寸滩中心学校、广益中学、建川中学和中华职业学校任教。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根据“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这段时间，家乡亲友曾多次劝他回黔竞选国大代表，有人还推荐他去当凤岗县长和遵义教育局长，均被他婉言推辞，他说：“我对政界工作不感兴趣，我热爱的是教育事业。”实际上，他抛弃个人名誉地位，完全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服从党的决定留在重庆从事革命斗争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迁往南京，党在重庆建立了四川省委。次年又建立了地下重庆市委。这时的胡有猷在市委委员彭咏梧的领导下，主要专门从事学运工作。

1946年秋，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内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学生爱国民族运动不断高涨。同年底，美军强奸北平女学生沈崇的罪恶事件发生后，反美抗暴的爱国怒潮迅速席卷全国。1947年1月，在重庆市委彭咏梧的领导下，成立了“重庆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1月6日全市63所大中学校的15000多名学生，举行了震撼山城、影响全川的爱国大游行。在这些日子里，胡有猷根据党的指示，在沙坪坝和城区的一些学校，通过各校地下党的组织，发动广大同学，积极参加游行示威。他还向《新华日报》投稿，高度赞扬学生的爱国热情，揭露斥责国民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1947年2月底，《新华日报》突然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查封，中共四川省委被迫撤回延安。胡有猷在与上级党暂时失去联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他毫不畏惧，仍然继续领导他所联系的党员和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他特别注重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每当与党员秘密接头谈话，总是讲：“我们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守秘密，保护同志；哪怕牺牲自己生命，也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他以讲革命先烈的斗争事迹和王若飞同志被捕后“英勇不屈，临刑不变节”的故事，鼓舞自己，教育同志。他遵守党的纪律和秘密工作原则，从不乱说乱问，严格执行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工作方法，以致他所联系的党员，一直不知道他和上级的姓名。胡有猷沉着稳重，有坚强的党性和组织观念，深受同志们的敬佩和信任。

不久，中共重庆市委重新秘密组成。为了更好领导和开展权势学生运动，市委决定成立沙磁、北碚及城区南岸三个学运特别支部。胡有猷任北碚特支书记，负责北碚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和学运工作。北碚是重庆重要的文化区之一，有乡村建设学院、湘辉学运和勉仁中学等数十所大中学校，党的力量比较强。党员分别由南方局青年组和重庆、巴县地方党组织领导，同一个学校就有三个系统互不联系，没有形成统一的战斗的组织，胡有猷首先花了很大力量来清理关系，建立了统一的党支部。

1947年暑假的一天，山城骄阳似火。胡有猷顶着烈日来到城区莲花池，向乡建学院学生党员甘光余布置工作。同时在听取了甘光余汇报学院的情况后，胡有猷又向甘传达了市委决定：“乡建学院建立统一支部，由你担任支部书记，回去要尽快把学生组织发动起来。”之后，在胡有猷的直接领导下，北碚地区的学运风风火火，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我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也十分活跃，一批优秀青年加入了组织中来。

1948年春天，正当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搞得敌人焦头烂额时，特务机关发现了重庆市委秘密印发的《挺进报》，随即又有党内出现了叛徒，形势更加恶化。4月中旬，胡有猷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说党内出现了叛徒，要他提高警惕，防止发生意外。同时，得知他的直接领导人、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已经由城内转移来到北碚。他深知情况严重，赶紧通知了有关同志，销毁、转移了秘密文件和一切可疑的东西，作了各种应急准备。

4月17日下午，胡有猷正在教室上课，突然有人通知他到院长办公室。他警觉到可能发生意外，仍沉着镇静地走进院长办公室。

“你是胡有猷吗？”一个便衣特务问。

“我是。”他微微点头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