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第1/4 页)

应放下吊桥，迎接大部队，襄阳不战而下。据襄王的次子朱常澄报告，他们当时耳闻目睹的情况是这样的：“二月初四日夜三鼓（三更），遍地举火，满城从睡梦中惊突奔窜，民与兵与贼搅浑，狂奔于烟火熏灼之中。”

天明后，张献忠进入襄阳城。年逾七旬须发尽白的襄王朱翊铭被押解到西门城楼上，吓得浑身发抖，跪倒在张献忠脚下，连声大喊：“求千岁爷爷饶命！求千岁爷爷饶命！”

张献忠不无得意地讥讽道：“你是千岁，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头用。”

朱翊铭一听，要借他的脑袋派用场，大惊失色，连忙讨好说：“（襄王）宫中金银宝玩，任千岁爷爷搬用。”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免死了。

殊不知张献忠不吃这一套，他有更高的目标——杀襄王而置杨嗣昌于死地，非常干脆地回答：“你有何法禁我不搬哩？只一件事，你不给我头，那杨嗣昌不得死。”他的意思很明显，襄王一死，杨嗣昌这个督师辅臣就得以“陷藩”这一罪名而伏法。

说罢，张献忠下令处死襄王朱翊铭，同时处死的还有王室成员四十三人。然后，打开王府仓库，发放十五万两银子赈济灾民。

这一切，都大大出乎杨嗣昌的预料。他以为襄阳防守严密，不足为忧。当主管郧阳、襄阳的官员提醒他注意襄阳的防务时，他反而讥讽这个官员过于怯懦。他的注意力始终盯住张献忠不放，张献忠从陆路出川东进，他则由水路沿江而下，想赶在他的前面堵截。没有料到，赶到夷陵（今宜昌）时，洛阳、襄阳陷落，福王、襄王被杀的凶闻接踵而至，愤恨、悲伤种种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号啕大哭一场，这是对他最为致命的打击，最大的悲哀是：今后无脸再见皇上。

原本病重的身体，遭受这样严重的惊吓，杨嗣昌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从此饮食不进。到了沙市徐家园，已经卧床不起，一切大事都交给监军万元吉代理，派人催促家属赶来诀别。万元吉问他：病情如何？为何不报告皇上？杨嗣昌只吐出了两个字：不敢！

此时此际的杨嗣昌，昔日的雄心壮志早已荡然无存，心如死灰，苟延残喘，等死而已。他在给湖广巡抚宋一鹤的信中吐露了这种心情：“天降奇祸，突中襄藩，仆呕血伤心，束身俟死，无他说矣。”

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初一日，督师辅臣杨嗣昌死于沙市徐家园，终年五十四岁。关于他的死，后人众说纷纭，有的说自缢而死，有的说服毒而死，都是传闻之词。其实他早已病重，再遭福、襄二王被杀的惊吓，终于不治，即使华佗再世，也难以起死回生，何用上吊服毒？他的儿子杨山松、监军万元吉说他病死，是可信的。

远在北京皇宫的朱由检，接到万元吉送来的讣闻，感情是错综复杂的，对身边的大臣叹息道：“督师功虽不成，志亦堪悯。”要他们按照内阁辅臣的礼仪安排葬礼。随即下达一道谕旨，再次强调杨嗣昌“功虽未成，尽瘁堪悯”；并且亲自写了一篇祭文，流露了对他始终一贯的眷顾之情，虽然没有凯旋而归，但鞠躬尽瘁的精神依然可嘉，充满了深深的惋惜、哀怜、遗憾。尤其令他难以释怀的是，从此再难寻觅杨嗣昌这样的能臣、忠臣，无怪乎他要说：“杨嗣昌死后，廷臣无能剿贼者。”

然而，感情毕竟不能代替法律，督师失职之罪如果不追究，今后恐怕难以驾驭群臣，朱由检不得不交代有关部门议定杨嗣昌的罪责。朝廷上下都知道皇帝对杨嗣昌的偏袒心态，有关官员故意援引经典，根据传统律法中“议请减赎”的原则，以“议功”的方式，解脱了他的罪责——由于指挥失当，导致二府、三州、十九县丢失，福王、襄王被杀，以功抵过，不予追究。这种特殊处理方式是符合皇帝本意的。尽管舆论汹涌，言官们纷纷弹劾杨嗣昌，朱由检统统不予理睬，不但没有追究他的罪责，反而追赠他为太子太保。朱由检对于杨嗣昌的眷顾，始终如一，在崇祯一朝五十辅臣中堪称独一无二。确实，杨鹤、杨嗣昌父子为明朝力挽狂澜而献出了生命，皇帝还能谴责什么呢？崇祯皇帝手书“九思”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

。　想看书来

“朕非亡国之君”（1）

“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当李自成的农民军从陕西渡过黄河，横扫山西时，朱由检在一次高级官僚参加的御前会议上，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显得悲凉而无奈，感慨万分地对他的大臣们道出了思虑已久的心里话：“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