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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客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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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检受命于危难之际（3）

所谓“对食”，是宫中特殊环境中形成的非典型夫妻关系。客氏是一个淫荡妇女，原先与太监魏朝结为“对食”，后来喜新厌旧，与仪表不凡的魏忠贤结为“对食”。这在《明史·魏忠贤传》中有明确记载：“长孙（朱由校）乳媪曰客氏，素私侍（魏）朝，所谓‘对食’者也。及（魏）忠贤入，又通焉，客氏遂薄（魏）朝，而爱（魏）忠贤，两人深相结。”

从此，魏、客二人配合默契，轮流休假，不使大全旁落。朱由校就在这两个人的包围之下，成为傀儡。正如计六奇《明季北略》所说，熹宗内有客氏保护起居，早晚形影不离；外有魏忠贤曲意逢迎，巧会旨趣；魏忠贤与客氏，表里为奸，完全操纵宫内事权。《明史·魏忠贤传》说：“客氏阴而狠，忠贤不知书，颇强记，猜忍、阴毒、好谀。帝深信任此两人，两人势益张。”为了爬上权力的顶峰，扫除障碍，二人先后对恩人魏朝、王安下毒手，把他们杀死。利用皇帝的信任，这两个心狠手辣的宵小之徒，成为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

魏忠贤与阉党专政

所谓“阉党”，其实并不是什么“党”，而是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帮派。魏忠贤这个太监头目，掌控宫廷内外大权，利用皇帝的昏庸，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网罗亲信，结帮拉派。《明史·魏忠贤传》说，太监中除了王体乾以外，还有李永贞、涂文辅、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多人，文臣中有政府高官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为之出谋划策，号称“五虎”；武臣中有掌管锦衣卫等特务部门的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专门杀戮反对派，号称“五彪”；又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内外呼应，号称“十狗”，此外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爪牙，盘踞各级要害部门。从内阁、六部到各省的总督、巡抚，都有魏忠贤的死党。这个死党，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阉党”，以专权乱政为能事，把政局搞得一团糟。

朝廷中的正直官员，不畏强暴，和“阉党”展开了殊死较量。

天启二年（1622），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冯从吾，反驳“阉党”分子朱童蒙对北京首善书院的无端攻击——提倡门户之见。邹、冯二人指出，书院讲学是为了探讨儒家经典，用学术来端正人心，把朱童蒙之流驳得哑口无言。其实，“阉党”之所以反对书院，根本目的是禁止人们发出不同的声音，既然讲不出什么道理，就暴力镇压。魏忠贤利用皇帝的名义，颁布禁令，拆毁全国所有书院。在知识分子中间享有崇高声誉的东林书院、首善书院、关内书院、江右书院、徽州书院等，都惨遭厄运。

就在同一年，刚刚进士及第出任翰林院修撰的文震孟，上疏弹劾魏忠贤把持朝政，皇帝上朝犹如“傀儡登场”。魏忠贤机敏地抓住“傀儡”二字大做文章，在皇帝面前挑唆：文状元把万岁比作傀儡。文震孟因此遭到革职处分。这种过于露骨的打击报复，激起同僚的不满。同科进士、庶吉士郑鄤仗义执言，在奏疏中抨击魏忠贤“窃弄”权柄，“内降”圣旨，拉大旗当虎皮，打着“圣旨”的幌子，排斥异己势力。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郑鄤也遭到“圣旨”的斥责：“党护同乡，窥探上意。”遭到严厉的处分。

此后，魏忠贤进一步网罗党羽，把言听计从的大臣如朱国祚、顾秉谦、魏广微之流，引进内阁，控制中央政府的大权；并且指使亲信，攻击正直官员，陷人于法，政坛上一派恐怖肃杀之气。

天启四年（1624），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大义凛然地挺身而出，向皇帝进呈长篇奏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掀起了声势汹涌的“倒魏”风潮。

古代有这样一句民谚：“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封公侯。”反映了两种官僚的不同处世哲学所带来的不同后果：刚直不阿，敢于直言极谏的人，往往死得很惨；趋炎附势，善于拍马溜须的人，往往飞黄腾达。于是乎，那些精明的官僚，为了保住乌纱帽，不断向上爬，学会了明哲保身，曲阿附世，不敢讲真话，假话套话连绵不绝，官场风气由此而腐败不堪。然而士大夫的精英分子一向把气节看得高于一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因此，“直如弦，死道边”的官僚，前仆后继，成为历史的亮色。杨涟就是其中之一。

朱由检受命于危难之际（4）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出任常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