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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了国号之外，朱元璋不愿意再保留任何明教的痕迹。在他着名的即位诏书和北伐檄文中没有体现明教的教义。而在后来的官方历史书写中，朱元璋及其政权及明教组织的关系也被小心翼翼地描述为暂时的屈从和相互利用。更加戏剧性的是，朱元璋在即位后第三年下诏禁止一切“旁门左道”：白莲宗，弥勒宗和天鹰教等明教支派都被当作荒诞的异端邪说遭到禁止。尽管朱元璋竭力和明教拉开距离，但是正如史密斯教授所说：“朱元璋，不管其承认与否，骨子里都是一个明教徒。即使在他放弃明教信仰后很久，他的许多残酷的政治举措仍然要从早年的宗教生活中找到原因。他对人民行为控制的严厉，对官员贪腐的恐怖惩处，对臣僚绝对忠诚的要求，对奢华生活方式的摈弃，无不渗透着明教教义的影响。他一生都在为了缔造一个纯洁的光明世界而奋斗。这使得他所统治的时代比起之前和之后的许多时代都更为怪异地远离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明教史研究》，剑桥，1998，第45页）在68年的北伐攻势后，乌哈噶图汗和他的朝廷仓促地退守漠北，但是仍然宣称自己是全中国的皇帝。这不能不引起朱元璋的愤怒，他急不可耐地命令史官修撰了《元史》，并送给乌哈噶图汗“恭顺的皇帝”这样一个侮辱性的称号。与此同时，统一中国的战争仍在继续着。元帝国的残部并未像朱元璋所设想的那样恭顺归降，在扩廓的几次反击下，它幸存了下来，并历经种种变迁一直保存到十七世纪，才臣服在满洲征服者的脚下。但除此之外，中国的其他部分都顺利地并入明帝国的版图，只有在攻打四川的明夏政权时，遭到了一些阻力。

在明玉珍死后，他的儿子明升继任为有名无实的明教教主，并拒绝了朱元璋招降的建议。

1371年五月，朱元璋派遣傅友德从陕西直捣成都，与此同时，廖永忠从扬子江率舰队进攻重庆。他们遭到最后一批虔诚明教徒的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但最后，明升和他的教众们向重庆江面的廖永忠舰队投降。廖永忠的过分得意让他做出了皇帝所未曾料想的举动，他狂妄地宣布明教就此终结，并吐露了十三年前朱元璋杀害张无忌的秘密。这个惊人的消息，尽管已经失去了时效性，仍然迅速传播开来。虽然在十三年后，已经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新皇帝的权威。但将士们仍然对皇帝曾经犯下的罪行感到不安。朱元璋当然矢口否认这一切，他处死了吐露机密的廖永忠，并安抚其他的将军们，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此后十多年中以各种罪名被杀害。四散人也遭到了清洗而纷纷离开南京，不知所踪。据说说不得曾经在皇宫墙外留下一首意味深长的讽刺诗：“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

张三丰本人已经在1369年去世，在他死前，终于看到了蒙古人被驱逐出中国本土。但他的继承者现在被另一个问题所困扰。1373年，俞莲舟和一批武当的武术家们闯入南京的皇宫，再一次和朱元璋会面。武当方面要求朱元璋就张无忌之死做出解释，否则就要杀死他。

朱元璋没有解释，而是写下了一个奇怪的短语：“天下”（Under　Sky）。武术家们沉默了片刻，随即离开了皇宫。第二年，俞莲舟宣布退休，将掌门的职位传给了俞岱岩的学生谷虚子，这标志着武当成为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出世门派。新上台的武当领导人和张无忌之间关系已经极为疏远，不可能再为他报仇。在剩下的三个世纪中，武当和南京与北京的帝国政府之间，保持了长久的和平状态。

如果武当曾经对朱元璋进行报复的话，唯一的报复则发生在十五世纪初的靖难战争时期，朱元璋的孙子建文皇帝——他对于祖父发家的事迹并不熟悉——在战争濒临失败时向武当求助。武当拒绝了他。此后，作为胜利者的朱棣出于对武当的感激或愧疚，在武当山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道观。武当与明皇室自此后变得相当友好，以至于在清朝取代明朝后，武当成为地下抵抗组织的重要力量之一。

但对于感到被欺骗的明教徒来说，没有什么约束能够阻止他们向篡位者复仇。在朱元璋宣布禁止明教后，大大小小的“明王”再度兴起，要推翻虚伪的明朝，重新建立真正的光明世界。然而旷日持久的反元战争已经耗尽了民众对起义的兴趣，他们渴望安定的环境。这些小规模的暴动很快被扑灭。在明教与重新稳定下来的江湖主导势力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十四世纪中期的携手合作就被遗忘，明教的残余再度被视为邪恶的“魔教”

而遭到憎恨。

在明升以后，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