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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月十五日当天，赵敏意外地在举行婚礼的明教教堂出现，冲破重重阻挠后要求出现在新郎面前。在她的要求下，张无忌停止仪式，承诺推迟婚礼，并随即随她离去。此后，张无忌失踪了一个多月，而当他再度现身时，赵敏已经成为他的未婚妻。这段扑朔迷离的故事曾经让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感到困惑。过去六百年的主要历史学家都异口同声地声称，这是蒙元朝廷拆散反元联盟的另一个阴谋。但是这无法解释一桩在元朝秘档中被披露的历史事实：

在包克图、图里和一群西藏僧侣以绝对优势包围了张无忌的时候，是赵敏毅然帮助他逃走。另一个版本的阴谋论者声称，这是帝国方面布下的陷阱，目的在于引诱张无忌向他们投降并出卖反叛军，但是后者从未发生过。虽然明朝的官方史书对张无忌尽可能加以丑化，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张无忌曾经在任何情况下出卖过起义者的利益。事实上，二十世18“天完”字面上是“上天保全”（HeavenSave）的意思，但在汉字结构中，“天完”是“大”和“元”各加上一个前缀组成，同时也意味着“压倒大元（Over〨reat　Yuan）”。

纪的中国史学家金庸提出了另一种更加简明，因而不久被广泛接受的假设——他们相爱了。

然而在最近二十年中，金庸的假设却因为过分浪漫化而受到心理史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能够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重建张无忌和赵敏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言，约翰生博士给出了一段经典的分析：“赵敏所作的一切都可以从精神分析上得到完美的解释。这个女孩拥有浓厚的权力欲，但是却一直受到压抑，主要是来自她的哥哥王保保。按照阿德勒的理论，她一直被自卑情结所困扰，这就是她和她哥哥之间的竞争。出于这一情结，我们看到她在想象中认同于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这样的祖先，而不是华筝公主。这个想象的认同，最终被证明为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像。由于她生而为女人这个事实，那么她就不可能成为成吉思汗。而更糟糕的是，她看到她的哥哥不断向这一目标迈进，而对她的心理造成日益严重的冲击。她本来应该在童年时期就实现自我调整，给自己一个更准确的定位。但是由于父亲的纵容和她自身能力的发扬，反而让她能够将自己放在一个更为男子化的地位上，在武术界一系列冒险行动的成功更加深了这一幻想。与此同时，她同样也意识到自己的女性身份，她所接受的文化教育——诗歌、书法、音乐、绘画和刺绣——更加强化了这一点。这就形成了一种双重人格的分化：一方面她是一个男性化的蒙古统治者，另一方面她又只是一个娇弱的中国化的女孩。

在深层心理上，她是一个蒙古男人和一个汉族女人的矛盾结合。这一分化实际上是把她和她哥哥的矛盾内在化到了她的人格之中。认同男人的她憎恨自己的女性身份，而认同女性的她也同样憎恶自己的男性化“超我”对自身的压制。而双重民族性的教育，更强化了这一内心的分化。

“在和明教的斗争中，这一内在关系发生了转化。绿柳山庄战役无疑是一次可耻的失败；在武当山的计划也同样失败了；而最可悲的是万安寺的惨败。在一系列失败中，受到沉重打击的无疑是她作为一个成功的男性统治者的幻想中的自我认同。这足以把一个普通的男人击垮，但这一打击却只是帮助她粉碎了自己的幻想，而完成了她对自己心理的转型，让她作为女性的人格占据上风。由于被打垮的实际上是她父亲或者哥哥的内在投射，因此她在这一过程中更加感到了复仇的快意。明教所击败的不仅是她本人，而也是她竭力想要认同的蒙古精英男性们。既然这种认同不可能实现，那么她宁愿选择和他们的仇敌一起毁灭对方，这里存在着一种变种的弑父情结。因此就产生了赵敏对张无忌的爱情：不仅由于这个男人有助于实现她最隐秘的愿望，也因为她的中国化教育让她作为女性的一面更容易认同汉人。而和张无忌的浪漫关系，让她充分释放了自己的被压抑的人格。现在她的权力欲只剩下了一点，就是对这个男人的控制，而我们看到了她是如何坚决地贯彻了这一点的。”（引自《赵敏：一部心理传记》，牛津，2002，230�231）张无忌的心理也是经常引起热烈争论的话题。在某种程度上，他对赵敏的爱恋是受强烈的恋母情结影响。这一情感曾被寄托在殷离身上，但很快就找到更合适的对象。对此，早稻田大学的铃木清一教授有一个有趣的解释：“母亲在临终前的话，会对童年的无忌有深刻的影响吧。但或许出乎人们的意料，真正的影响却是反面的。无忌被告诫要防备漂亮的女人，因为母亲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