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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形式上天鹰教和明教已经统一，但是组织上的裂痕仍然存在。收编天鹰教将是极其棘手的任务，在今后的一系列整合中，大量的利益摩擦和派系冲突将会不断涌现，这些必须由殷天正本人出面才能弹压。而殷天正父子也担心改编天鹰教的过程会触动自己的根本利益，因此更希望回到东南部去亲自监控。

或许更重要的一点是，五行旗被极大的削弱了，它们丧失了政治上的重要而为杨逍所控制，而与此同时，从这一母体中产生了韩山童、朱元璋等明教地方军阀势力，他们的独立地位在蝴蝶谷会议中被承认。这是近十几年来五行旗内部演变的必然结果：弥勒宗等通俗信仰的传播令许多贫苦农民皈依在五行旗的旗帜下，同时上层组织的长期瘫痪使得这些新增的力量被一些中低级将领所吸收，成为其私人军队，而并未被充分整合到明教母体中。光明顶战役在此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在以庄铮为代表的大批忠于光明顶的老一代领导人纷纷战死后，五行旗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权力真空，这一权力真空很快被朱元璋、常遇春等留守东方的低级将领所占领。在之前十多年中发展起来的大批中低层教众越来越多地成为这些半独立的军阀们的私家军队。虽然他们有时仍然打着金木水火土的旗号，但无论从军事作战的实际需要来看，还是从政治关系的实质变化来看，五行旗作为明教主体的军事组织，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明教的指挥层越来越难以再用五行旗的旧统属关系对此加以束缚，因此不得不一方面赋予这些脱胎自五行旗的军事力量以相对独立地位，另一方面，为了加强总部的权威而将五行旗的一部分精兵重新编制后归于总部直辖——事实上被杨逍所控制。

明教的领导层当然不可能放任地方势力坐大而无所约束。事实上，这次会议与其说是——如金庸等许多传统史学家所误解的那样——旨在“发动”反元起义，不如说是试图对已经存在多年的起义力量加以约束和控制。譬如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已经在颖州起义，徐寿辉在湖北蕲春起义；第二年，郭子兴和孙德崖在濠州起义，人们所熟悉的朱元璋及其开国将帅就是在此时加入了明教起义军，并在郭子兴病逝后掌握了濠州大权。这些起义发生在光明顶权威极度衰落的时期，因此丝毫也不受光明顶的控制。一些起义者甚至无法无天到了自封帝王的程度：韩山童给自己加上了“明王”的头衔，徐寿辉也自称为皇帝。瘫痪的光明顶只能对此装聋作哑。但在新的最高权力树立后，对这些危险的倾向加以整肃就成为明教整合自身首要的任务。蝴蝶谷会议明确要求僭越者废除帝王号，服从由总部特派的五散人的指挥。对于大多数底层教众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如果全国各地的起义军能在一个权力中枢的调派下协同、应援，推翻帝国统治的几率无疑要增加很多。但对于那些手掌兵权，自称皇帝王公的地方军阀来说，这一看似温和的命令所蕴含的信息就不那么令人欢迎了。很快，他们将会发动反击。在弥赛亚主义的狂热下，一切现实的算计都会暂时让位于“克里斯玛”权威所带来的美好憧憬，但当宗教的热潮退去，权力斗争的冷酷逻辑又会像历史上一再发生的那样，将这个曾经的理想共同体再度撕得四分五裂。

蝴蝶谷会议后不久，张无忌主持了对六大派的营救行动。感谢明教发达的情报系统，六大派武术家在汗八里被秘密囚禁的信息很快就被报告给张无忌。在蝴蝶谷会议后，他立即率杨逍和韦一笑前往汗八里。在那里，这个出生在白令海上、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乡野和山林间渡过的青年第一次见识到了这个时代的世界之都，也是有史以来最繁荣的都城之一，并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在几年之内就成为它的新主人。

六大派的武术家们被囚禁在西郊万安寺（今北京白塔寺）的塔楼中。这座皇家寺院约由三千间房屋组成，是1271年，忽必烈大汗在定国号为“元”的时候专门建立的，近一个世纪中，几乎每位大汗都会来到这里，向佛陀献上他们的祈祷。塔楼共有十三层，高达150英尺，几乎可以俯视全城。这座西藏僧侣主持的寺院是蒙古帝国最重要的圣地之一，收藏着帝国从世界各个角落搜罗来的珍宝。对于汉族人民来说，这座寺院是异族统治者所信奉的异族神灵的庙宇，意味着的不是福祉和庇佑，而是恐怖与压迫。为了防备民众可能的暴动和洗劫，万安寺的警戒几乎和皇宫一样严密，在成为关押武术家的临时监狱后，防范更加严密。

因此当张无忌和杨逍等人设法进入寺中，并再一次和赵敏及其部属会面后，他们很快发现自己除了撤退外无法作任何事情。

幸运的是，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