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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不清白的？我觉得你就是贾宝玉，见了女人就发痴，就想入非非。你说你高中时见了我就这样那样的，我信。贾宝玉嘛！”尖酸刻薄，带刺拉挂，这就是我的王记香。我没好气地说：“贾宝玉咋啦，上有宝姐姐，下有林妹妹。有福，女人福，又叫艳福不浅。咋啦？”我也尖酸刻薄几句。她一掀被子就坐了起来，说：“可惜你的齐妹妹这时就已经变成臊筒子了。”这话太粗俗了，用来说齐秋月，比污辱我还要令我难受，我说：“别说那么损，讲点卫生好不好！”她说：“咋一说齐秋月，你就护着，捂着。你现在去帮她把那一巴掌捂住吧！”竟伤心地哭起来。

幸亏老余这天回家了，要不，让老余听见我俩为齐秋月吵架，我的脸往哪搁。

我也许太没城府了。真是俗话说的，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我竟想些没有来由的事，操些没有来由的心。我们就这样别扭了一夜。

天快明时，想她气消了点儿，我说：“今天好日子。让咱们也汇入这股革命洪流吧！”她说：“做诗吧，你。”正争吵着，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齐秋月。我说：“新婚大喜的日子，你起这么早？”齐秋月说：“别耍嘴皮子了。有正事。”原来革命委员会内部有人上书省革命委员会，要求在菊乡设立特别法庭，对沙吾同、陈小焕等红造总头头进行特别审判。省革命委员会打电话征求王贵桥意见，老王问有那个必要吗！搞得那么紧张干啥？接着就有人联名写了致菊乡革命委员会的公开信，敦促市革命委员会尽早、尽快、从重、从严把陈、沙二人绳之以法。情况相当不乐观。她说：“咱们得做个思想准备。”这两个月，没有他们的消息，我以为冷处理了。哪里想到又要拿他们开刀！我愤愤地说：“批也批了，斗也斗了，还要咋的？还能把他们枪毙了！？”

齐秋月说：“也许——要判重刑哩！”

我说：“我好坏也是个委员，为什么啥事都背着我们？”

齐秋月说：“委员，群众代表只是个聋子耳朵。你还拾个棒槌当根针哩！”

我说：“你政工组长，专案组也受你管哩！”

齐秋月说：“不说那没用的话了，心里要有个准备就行。”

最后商定，开庭审判时，我代表他们出庭辩护。我要特别申明一点，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是特定时期一股特定的政治风暴，陈小焕、沙吾同不过是风暴中心的一棵小草。社会应当理解他们，原谅他们。齐秋月说：“你这话分量太重了，把你上纲上线了，说你攻击文化大革命，贬低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咋办？”我说：“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要能减轻他们的责任，把我搭上也值得。不这样，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和死去的赵先娥大娘。”

但是，并没有公开审判，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

这个时候，山东省梁山县有两个中学老师，一个姓侯，一个姓王，他们联名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份建议书，被称为“侯王建议”。建议：各地家在农村或是农村有亲戚的中小学教师，一律回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把自己变成又红又专的革命知识分子，再由贫下中农推荐任教。

这又是一股政治性的“强热带风暴”。偌大一个菊乡，一个礼拜不到，每一个教师回家接受再教育的各种手续均已办好。我就在这种形势下，被赶回老家油房庄，当社员，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此，愁眉苦脸的有，担惊受怕的有，兴高采烈的有，无所谓的有。我属于无所谓的这一批人。因为我可以同在家当社员的王记香常相厮守了。但我心里也很不服气，我上了几年大学，一个建议，《人民日报》一个按语，就把我们视若粪土了。回家后，生怕贫下中农不推荐，那我就永远变成农民了，我的商品粮也要取消，太可怕了。我老老实实，出工，累活、重活、脏活抢着干，出工埋在队里，回家埋在家务里，对原来慷慨激昂的政治呀路线呀就少了一份关注。我想，我们不过是被政治家利用了的工具，用过了，没用了，弃置一边，谁还正眼瞧你！想当初，何必那么投入？！惟有陈小焕、沙吾同的命运很是让人惦念。就在这时，齐秋月跑到乡下。专程来告诉我们：陈小焕被判死刑，沙吾同开除公职。

天哪！

太惨了……

陈小焕才十九岁啊！半夜里，我梦见她被五花大绑，背上插一个木牌子，上写“反革命分子，武斗凶犯……”，我一惊而醒。

据说齐秋月回家见王贵桥瘫软在沙发上，以为他病了，要他去看医生，他却像小孩子一样扑在齐秋月身上痛哭流涕。齐秋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