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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世纪》，第555页）

他还说：“总而言之，各种情况混在一块儿，交织在一起。我们不能说有一条清清楚楚的时间上的线，把萨特分成了两个人，一个是‘好’的，无可指摘；另一个是‘坏’的，迷失了方向，十分可悲，不断地犯错误，并引导着时代和他一块儿犯错误。……这两个时期是有交叉的。前后两个时期紧紧地胶合在一起。好像两个萨特在不停地互相腐蚀、互相传染、互相控制。早期萨特身上的一些特点，预示了后期的萨特会是什么样的人。……年轻的萨特、彻底反叛的萨特、不合群的萨特仍然活着，尽管生命不是很顽强，但他仍然在专制主义的萨特心中活着。”（《萨特的世纪》，第558—559页）

显然，贝尔纳这些修正性的说法要比他那判然分明的“两个萨特说”深刻得多，虽然其中关于后期萨特是专制主义的判断仍然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处于新世纪之初，当我们试图把握这个动荡多变的世界时，我们感到了萨特的份量。

相对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取得的辉煌成就，人类在对自身的研究上显得大为不足。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的战争在发生，还有那么多的危机在此起彼伏，还有那么多的社会问题使人束手无策……说到底，这个世界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还具有那么大的盲目性，还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

战争与和平，暴力与博爱，道德与实践，集体犯罪与承担责任，个体自由与社会发展……每当遇到这些矛盾焦点时，每当需要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时，我们往往会想：“萨特会怎样想呢？他会怎样做呢？”倾注一生心力探求人的生存和自由问题，探求如何解决人在根本上的自由与人在实际境况中的不自由这个永恒的难题，萨特的思索必定继续给我们以深刻启示。人们可以不赞同他的这种或那种观点，但无法忽视他作为一个大思想者的存在。

由于萨特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中的独特立场，当年他不仅遭到右翼的反对，也被他的左翼朋友所不理解，使自己处于十分孤立的状况。他寻求双方和平共存的努力，在当时的形势下就像堂吉诃德同风车的搏斗。萨特去世后许多年，阿拉法特和拉宾终于坐在一起，寻求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永久和平的解决办法，并为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此后虽然巴以之间的和平再遭重创，但最终的解决仍然只能是双方的和平共处，而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当人们回想起萨特一生为此所作的努力，不能不叹服他的坚执和远见卓识。

诸如此类。时间过得越是久长，当年萨特那些不被人理解的判断、选择和行动，就越是显示出它们的生命力和深刻意义。一个孤独的思想者的命运大抵如此。

正如萨特自己所说，一个作家死后，他的生命或作品就一分为二。一个是仍对现在的社会和人们直接起作用的。一个是不再对社会直接起作用，而是化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21世纪，前一个萨特的成分会越来越少，而后一个萨特，会越来越明显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时，他影响我们的方式，就像伏尔泰和卢梭，就像巴尔扎克和雨果。

对于一个结束于20世纪后期的生命，我们要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最后判明它的地位和意义。因此，现在就对萨特盖棺论定，时间还早了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个传记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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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萨特那积淀为人类精神文明总体的东西是不会过时的，它作为一种普遍观念将存活于21世纪、22世纪甚至更为长久。一切都远远没有结束。这就像埃菲尔铁塔，即使它不再是一个气象台，不再是一个电视塔，作为法国和巴黎的象征，它永远具有意义。

萨特是20世纪法国思想文化的埃菲尔铁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