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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征入伍后，萨特觉得自己的生活似乎一下子被分成截然不同的两半。此前，他觉得自己是充分独立的，跟自己所处的社会只有一种形而上的关系；他来这个世上，除了完成一个作家的使命，实在不知道自己同这个社会、同周围这些人还有什麽其它的关系。　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他跟这个社会、跟他人紧密相关，不管他愿不愿意，都不得不形而下地深入到这个社会和他人之中。他被强制性地动员入伍，从原先所在的地方，从亲人朋友那里，火车把他带到他根本就不想来的地方。

在军营里，他成了另一个人。他不再属于自己。他一点也没有想到，由于希特勒的出现和他的军队对法国的威胁，他的生活一下子就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竟被他人所决定。现在他渐渐理解到了这一点。他的伙伴穿着同样的军装，他跟他们不是家庭关系，也不是友谊关系，但仍然被一种十分重要的关系所连结。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使他们共同干些事情：发射气球，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它们。尽管他们以前素不相识，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却共同干活，互相帮助，而这一切都是在离德国军队几里远的地方进行的。德国人在那边也干着同样的事情，他们正准备对这边发动一场攻击。在这种境况下，萨特深切地认识到什么是历史：这个历史事件是由集体共同决定的，每一个人都在实现它，但他们是在完全不自觉或不自愿的情况下实现它的。

1940年6月中旬，萨特所在部队转移到阿尔萨斯，法德边境。部队没有接到进一步行动的明确指令，而德国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他们的大炮已经把不远处的一个村庄夷为一片废墟，萨特他们从高处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显然第二天敌人就要打过来了。这时，部队开始出现混乱，指挥官犹豫不决，不知是径直冲上去打，还是设法避开对方，最后，他们竟抛开整个部队单独逃跑了。而萨特和其他士兵并不知情，仍然安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萨特被一阵枪声和喊叫声惊醒。他立即意识到：德国人打来了。他赶紧穿上衣服，走了出去──他是睡在一个农民家中，一出门就当了俘虏。德国人大声呵斥着他和他的同伴，用枪逼着他们往前走。随着一阵巨响传来，萨特看到，一枚炮弹击中了附近一个教堂。那里面有前一天到达这里的部队，不是萨特所在的部队。他们没有投降，于是德国人向他们开了炮。这一刻萨特感受到一种深深的耻辱，一种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放下武器的耻辱。虽说这时也没有任何可以抵抗的条件，但看到在教堂抵抗敌军的人们，他仍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羞耻。在德国人步枪的押送下，萨特和同伴通过广场来到指定的地方。萨特后来在小说《自由之路》第三卷《心灵之死》中描述了当战俘的情况，小说中布吕内的经历就是萨特的经历。

这一天是6月21日，正好是萨特35岁生日，他在35岁生日这一天做了俘虏。更为奇特的是，在他当俘虏几个小时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停战协议开始生效；也就是说，如果这场战斗晚发生几个小时，萨特和他的同伴的命运就会完全不同。偶然性、荒诞，他早就体味过，但那主要是在精神上，现在则以最残酷的形式在他身上现实地重演。

萨特和他的伙伴在德国人的押送下走着，不知道要被押往何处，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战俘们私下议论着，有的人抱着希望：德国人会在一．两个星期内释放他们。他们被带到一个宪兵队营地，后来知道这是在巴卡拉，在斯特拉斯堡和南锡之间。他们被安排睡在地板上，一间房十几个人。除了地铺，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一张桌子，没有一把椅子。　这还不是主要问题，到后来，他们甚至连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因为管理这个营地的德国人根本没有把这些战俘当回事，有几天时间忘记了这儿还有这么多人。由于一连几天吃不到任何东西，萨特他们极度虚弱地躺着，开始出现精神错乱的症状。幸运的是，管事的德国人突然记起了这些战俘，又开始给他们食物，他们总算是活过来了，但身心受到很大摧残。几乎都失去了笑的能力。萨特有一个多月没有洗澡和刮脸，身上开始长虱子。

即使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萨特在被俘一个月后就继续自己的写作。他趴在地板上，写他的小说和哲学，每天要写许多页。他实践了自己对波伏瓦说的话：“一个人即使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也可以生活在平静之中！”现在，写作就是他的生命，这也是他唯一能表达自身自由的方式。

最后的结果比战俘们预料的都要坏：他们原以为会被留在法国，直到有一天德国人平静下来，就放他们回家，而到了8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