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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巴黎，萨特仍然就读于原先的亨利四世学校，仍然是那个班级、那些同学，就像回到老家一样，他有一种亲切感。与此同时，他也有一种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由原先的走读生变成一个住宿生，他在学校住宿；这是学校接受他的条件。对此他有点惴惴不安，因为他从过去的小说中读到的住宿生生活都是十分可怕和悲惨的，他们常常受校长、老师和同学的欺负。住进去以后，他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点都不可怕。并没有谁来欺负他，老师、同学都对他很好。
另一个陌生感是，与原先的同学相比，他发现自己在巴黎文化新潮流面前，是大大的落伍了。在外省，在拉罗舍尔，他接触的仍然是19世纪的文学，对于20世纪的新兴作家，他几乎是一无所知。而他的老同学如尼赞等早就对这些人了如指掌，谈起他们来如数家珍，令他羡慕不已。他觉得自己已经由原来的“巴黎佬”变成了一个乡巴佬，与这些老同学的差距至少有半个世纪，一切都得从新学习和适应。于是他发奋读书，争取早日赶上。回到巴黎的第一年，他在1年级学完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因为成绩全优而得到奖学金。这在拉罗舍尔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很好地完成学业，他还花大量时间阅读那些名家的名作，特别是20世纪新涌现的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此前在拉罗舍尔，他的阅读面很狭窄，除了19世纪一些古典作家的东西外，他还欢喜看一些传奇故事、游侠小说，如《芳托马斯》一类的流行小说、克洛德•；法雷尔的小说。这些作品含有较多情爱和暴力的内容，也就是说，其文化品位是不高的。它们的主要读者是那些中产阶级较下层的人们。
晚年萨特回忆当时阅读的情况，他还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情节，那是关于中世纪一个德国人的故事。这人被敌方逮住了，要处以死刑。行刑者采用了一种十分特别的方式：他们把一个塔顶大钟的１２点处挖一个大洞，将这人的身子塞在里面，让他的头露在钟面上。当这个大钟从１１点半走到１２点半时，大钟的指针就把这人的头割了下来。而整个行刑过程，塔下围满了观众，他们为这种刺激性的场面大声叫好。
这一类东西对于提高萨特的文学修养并无益处。不过在拉罗舍尔那种随时可能遭受暴力打击的生活环境下，萨特着迷于这一类恐怖的冒险故事，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也是十分自然的。这既是他实际生活的某种反映或写照，又可以使他在精神上超越暴力压迫，获得一种解脱。例如，在这个故事中，他既有一种被杀者的紧张和恐怖，又有杀人者的刺激和快感。
回到巴黎后，这些东西对萨特失去了吸引力。他开始贪婪地阅读阅读那些不熟悉或者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家的东西。他读了普鲁斯特的主要作品。萨特晚年回忆说，这对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正是普鲁斯特的东西使他认识到，小说应该是一种文化，而不是惊险故事。他从普鲁斯特的作品中还获得了两个方面的东西：一个关于人物的主观心理学，一个是关于人生活的社会环境的思想。在普鲁斯特的文学世界中，可以发现，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小资产者，或一个贵族，或一个上层资产者，或一个教师。通过这种阅读和思考，萨特的文化品位获得极大的提高。
萨特也很喜欢保尔•；莫朗的游记作品，其中关于中国、纽约、地中海、……等等的描述让他着迷，书中记录的事情大都发生在萨特生活的世界之外，这进一步激发了他从小就有的一种渴望：通过冒险旅行，周游世界各地，包括美洲、非洲和亚洲，去了解那些他不知道的国家。当然，他这时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他真的去了莫朗作品中描述的地方，而且如果他愿意，他几乎可以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在高年级同学的推荐下，萨特也对康拉德的东西发生兴趣。他阅读了这位作家的全部作品。由于康拉德的作品全都发表在《法国新评论》上，他在阅读康拉德的同时又发现《法国新评论》杂志。他认为这是又一个真正的发现。在50年以后，他回忆说，他仿佛还能闻到《法国新评论》那种特有的气味，既是一种纸的气味，又是一种文化的气味；它就代表着文化。可见这个杂志对于他的影响之大。
这时超现实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文学艺术流派，萨特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新事物，尽管他以前所受的教育是很传统的，与这个流派格格不入。超现实主义对于萨特的影响，在他以后的创作活动中有明显表现。
萨特对于新出现的一些文学名家也并非照单全收，他还是有所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