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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会议上，作为对金融体系动大手术的步骤之一，就是剥离银行业的巨额不良资产，并成立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方案确立。

真正促使决策层下决心破题，缘自这一年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风暴，银行业面临位居，再不改革，将危机经济全局。

一九九九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终于应运而生，这些公司以央行再贷款和定向发行金融债的方式，对口承接了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一万四千亿元的巨额不良资产。

财政部作为唯一股东，向每家注入资本金一百亿元，并明文定下十年存续期。

在这样的背景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被赋予代表国家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特殊使命，由于这些公司不是一个盈利性商业主体，它以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和减少损失为主要目标，当时的设想是，处置四大行的不良资产以十年为期，不良资产处置完毕，也随之关闭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其员工将各回原来的银行。

通过政府帮助的方式来解决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的问题，当然不失为一种借鉴他国成功的经验，也是政府的一种责任。

他国成功的经验，国内是否有其成长的条件，是否适用，都是问题，可是不试一试也是不行的，否则，国外最好的制度都无法在中国找到它的生长点。

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每一个当事人根本不会听从他人的意见，都希望国内资产管理公司越早推出就越好，可以说，既得利益集团之利益驱使是国内资产管理公司仓促上马的最基本原因。

正因为这样一些非市场化原因，也就不可能对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进行充分的设计，也来不及建立一套完善的资产管理制度，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过程中的一系列道德风险也很快地暴露出来。

对国有银行来说，就是千方百计地把不良资产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一剥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