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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余爱好打打篮球；与穿军装时唯一不同的是，他在工厂宿舍楼背后的乱草中开辟出了一块儿菜地，种上了萝卜和大白菜，用他的说法，“省点儿买菜钱。”

“你这么喜欢种地，为什么复员后不回农村？”我开玩笑地问。

他的回答没头没脑：“真要让我回农村，我倒没有那个闲心种地了。”

我一直在琢磨李明这句话的确切含义，琢磨了20年。

一直到我这次去中国采访了众多的农民工和农民工出身的企业家，一直到我就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疑问走访了众多中国一流的学者、专家，一直到我与平素鲜言寡语的父亲有了那番交谈，从而第一次知道了我父亲的身世和我祖父的经历，我才觉得，我大概搞懂了20年前李明说的那句话。

我写这篇文字之时，除了上述的20年，也是新中国建国58周年，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启动近30年。此刻，英国伦敦秋风袭屋，阴雨击窗，我在地球的另一端伏案疾书，再次把我的真诚感谢，赠给这次中国之行中曾经接受过我采访或为我提供过帮助的所有人，把我内心的深切祝福，献给那些闯进城市追求更好生活的中国农民。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魏城

2007年10月1日深夜于伦敦

第一章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1）

2007年的5月23日似乎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不知为什么，我很早就醒了。

我的日记这么写着：

“早晨六点多，睡不着，起床，步出位于北京朝阳区的酒店，漫无目标地闲逛。

“玻璃幕墙式写字楼之间，一条待拆迁的小胡同。如同郁郁葱葱的森林中，一棵被雷击中的枯树。胡同入口处贴着‘呼家楼街道办事处’和‘呼家楼派出所’的联合‘告知’：‘该地区已被列为治安混乱区……’，胡同出口处高悬一面条幅：‘坚决打击一切违法经营犯罪活动’。但叫卖蔬菜水果的小商贩，却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密密麻麻地生长在朽木上。他们都操外地口音。他们的肤色、穿着、举止，与上班前买菜的北京市民之间的反差，就像蘑菇的白色与森林的绿色之间的反差。

“一位‘老北京’告诉我：这片待拆迁的大杂院已经没有多少本地居民了，他们把自己的平房租给了来自安徽、河南农村的菜贩……”

2007年5月，将近一个月，我在中国南北各地采访，为一套名为“中国城市化”的系列报道搜集素材，以下是我的采访日记中的一些片断纪录──

海南三亚市。

各大酒店之外。一有客人走出酒店，散落在酒店外街头各处的三轮车便迅速汇拢，涌向客人：“去海滨转转吧，才一块钱！”“一块钱，拉你去吃海鲜！”南腔北调，但肯定没有标准的普通话，肯定没有地道的海南话。

“三亚基本上被外地人包下来了：外地游客和外地打工者。”一位辽宁籍的出租车司机对我说。

“那三亚本地人都哪里去了呢？”我问。

这位司机笑着说：“他们都在广州、深圳打工呢……”

广州新白云机场。

出租车司机把我的行李放到汽车后备箱。“里面放了什么？这么重！”他甩了甩胳膊。

我曾经在河南住过几年，熟悉他的口音。“你是河南人吧？”我问。

“不错，我是从周口农村出来的，”他爽快地承认。

我们聊了一路。他如此向我介绍广州“的士行业”的“路线路”：“广州本地人开出租的不多了，来自湖南攸县的司机最多，其次是我们河南周口的，剩下的，是广东省其它地区的农民，像湛江、汕头……”

东莞东城区—凤岗镇的长途汽车上。

满车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女，南腔北调，但好像没有东莞本地口音。

与邻座女孩聊起来，她在凤岗镇打工。五一黄金周，她回了一趟四川农村老家，看望父母，现在坐车赶回凤岗，明天一早就要上班。

沿途经过许多镇，都是东莞辖镇，工厂遍布，酒店林立，商业街喧嚣缤纷，比中国北方某些中小城市还热闹。不断有人下车。邻座女孩说，下车的人中，也有她的同乡，都是从老家赶回工厂上班的。

难道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世界加工基地”？

深圳福田区。

真没想到，在这个年龄不到30岁的摩登城市中，还有这么一块“都市中的村庄”，而且就在离我酒店几步之遥的地方。街道狭窄，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