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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强健者、自发者、好斗者统治的阶段！如果不怕惹恼那位鼓吹家（他本人曾经坦白说〃报复学说就像正义的红丝线贯串在我的全部工作和努力之中。〃），那么我要说，从历史的角度看，世间一切法律都提倡斗争、反对相反的情绪；提倡主动进攻势力方面的战争，支持它们诉诸实力，以制止和约束反动者放纵的激情，强迫达成和解。哪里伸张和维护正义，哪里就有一股强大的势力相对立于从属的、软弱的势力（这势力可能是群体，也可能是个人）。强大的势力在寻找打消怨恨者怒气的办法：它们有时从报复者的手中挖出怨恨的对象；有时发动战争，打击破坏和平和秩序的人，以此来取代报复；有的设想、提议、必要时强迫达成和解；有时提出某种标准化的损失抵偿物，从而一劳永逸地使怨恨有的放矢。但是至高无上的力量用以反对敌意和怨恨的优势的最关键的一着还是：只要它有足够的力量，就要建立法规，强行解释，什么在它看来是合法的、正确的，什么是非法的、应当禁止的。在建立了法规之后，它就要把个别人或整个群体的越轨和肆意行动当作违法行为，当作抵制至高权力本身的行为来处理。这样一来，它就可以用这种违法造成的报失来转移它的从属者的情绪，从而最终达到和任何报复心理所想要达到的正好相反的目的：报复仅仅注意、仅仅承认受害者的观点，而至高的权力却训练人们的眼光在评价行为时要变得越来越不带个人情绪，甚至受害者本人的眼光也要如此，虽然就像我们所提到过的，这要在最后才能实现。由此看来，〃正确〃和〃错误〃的概念产生在建立了法规之后，而不是像杜林所想要的那样，从伤害的行为中产生。仅就正确和错误概念本身而言，它们没有任何意义。仅就某一种伤害、暴虐、剥削、毁灭行为本身而言，它们并不是自在的〃错误〃，因为生命的本质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在生命的基本功能中那些具有伤害性、暴虐性的、剥削性、毁灭性的东西在起作用。不能想像生命中没有这种特性。还有一点应更加提请我们注意：从最高的生理立场出发，只应当在例外的情况下实行法制，因为法制有时会限制发自力量之源的生命意志，使生命意志的总目标屈从于个别手段，屈从于为了创造更大的权力单位而实施的手段。把一种法律规范想像成绝对的和普遍的，不是把它当作权力联合体的战斗武器，而是把它当作反对所有战斗的武器（根据杜林的陈词滥调，任何意志都应当把任何其它的意志视为同调），这是一种敌视生命的原则，是对人的败坏和瓦解，是对人类未来的谋杀；是一种疲惫的象征，一条通向虚无的秘密路径。

十二

关于惩罚的起源和惩罚的目的我还有一句话要讲：有两个有区别的问题，或者说两个应当被区别开来的问题，它们总是被人们混为一谈。以往的道德起源家们又是怎样对待这一问题的呢？他们的作法一向很天真，他们随意从惩罚中找出一个〃目的〃，比如说报复、或者威慑，然后轻而易举地把这种目的归结为事物的发端、惩罚的始因，这就算是大功告成了。但是，在研究法的发生史的过程中，〃法的目的〃应当是最后探讨的课题。当然，在史学领域里最重要的结论是经过努力，而且也只应经努力而得出，这个结论就是：一件事的起因和它的最终的用途、它的实际应用，以及它的目的顺序的排列都全然不是一回事；所有现存的事物，不管它的起源什么，总是不断地被那些掌握权柄的人改头换面，根据他们的需要加以歪曲；在生物世界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征服和战胜，因此所有的征服和战胜也就都意味着重新解释与重新正名，在这一重新解释与正名的过程中，以往的〃意义〃和〃目的〃就会不可避免地被掩盖，甚至被全部抹掉。即使人们清楚地了解了所有生理器官的用途，甚至认识了法律机构的用途，社会风俗的用途，政治习惯以至于艺术形式或宗教祭礼形式的用途，人们也并不会因此而了解它们的发生史——不管这一切在老派的耳朵听来是多么令人不舒服——，因为自古以来，人们就自以为把握了事物、形式、机构的确有证据的目的、用途，以及它们出现的原因；人们相信眼睛的被造是为了看，手的被造是为了握，同样，人们想像惩罚也是为了惩罚而被发明的。但是所有的目的、所有的用途都不过是一个事实的标志：一种向往力量的意志战胜了力量相对薄弱者，而后根据自己的需要为这种意志的功能打印上意义。因此，一件〃事〃、一个器官、一种习惯的全部历史可能就是一串不间断的锁链，连接着各种重新解释和重新正名，至于这些解释和正名的起因本身并没有相互联系的必要，相反，它们的相继排列、相互交替只不过是偶然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