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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其始，此而日事因循，不加裁制，有蒙天下之嘲笑者乎。……苟断然差遣使节，则彼之曲，自可分明”。西乡主张先行“差遣使节”抵达朝鲜，假定日本使节遭到蔑视和加害，即可在国内煽动起征韩舆论，做到侵略朝鲜师出有名。所以，他决意充任使节，牺牲一身，以肇战端。

8月，日本看守政府已决定派西乡为“遣韩大使”，并得到天皇认可。但因以右大臣岩仓为首的外访使节团尚未回国，决心暂不宣告。等到岩仓一行回到东京之后，内阁连续会议，

“内治派”认为征韩为时尚早，“征韩派”执意征讨朝鲜。两派相持不下，意见不得统一。在两派政治斗争之中，“征韩派”中计，被天皇赶出政府，是为日本历史上的“十月政变”。

但是日本征韩的决心并未改变。“内治派”反对立刻征韩，主要怕士民生变、外债起无偿还之术、维新之前效将废、金货外流、鹬蚌相持俄必渔利、国权无以收复、英国乘机干涉等等。“内治派”对待朝鲜的态度是：应该用兵征讨，但是应先顾及到国内的环境，事情要分清先后缓急。在日本国力未进于文明，治效未趋于富强之前，不可举兵，要先安抚人民，积蓄力量，然后“徐徐以谋二国（中国、朝鲜）”。

“征韩论”在日本密云不雨，当时复杂的国际背景也都将日本推向了“征韩”的前线。欧美各国在东亚扩张有两大忧虑，一是担心中国、朝鲜和日本实现三国联合对抗西方侵略；二是对朝鲜的锁国政策束手无策。因此，它们竭力离间三国之间的关系，诱使日本作它们侵略朝鲜的工具。

怂恿日本侵略朝鲜最卖力的是美国。“辛末洋扰”后，美国国务卿菲什就打算唆使和利用日本的侵略势力来推进美国的远东政策。1872年他在给美驻日公使德隆的训示中说：“为了影响日本政府与中国交往的进程，引导日本尽可能地与中国的排外政策相脱离，使其采取与列强自由贸易、交往的进步政策是可取的”。前美国驻厦门领事退役将军李仙得，经德隆推荐，受聘为日本外务省顾问。他的主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政府。李仙得的方针是，日本应取朝鲜以制辽东，占台湾以制中国，如此便环中国而成半圆形，借以抵制俄国压迫远东之势。

英国也挑动日本“征韩”。1872年，英国的一份杂志就刊载了一封伪造的大院君政府致日本国政府的国书，其中说：“贵国视西洋夷狄乃伟大民族，吾朝鲜虽属小国，但敢致函贵国称西洋夷狄为禽兽也……吾人期望贵国联合诸夷向我国派遣海防大军。……贵国之谢罪，全无裨益。唯一的选择就是血战一场——牺牲日本全部武士，迫使贵国屈服”。企图利用这份伪造的文书挑拨朝日关系。倒了1874年，英国公使馆人员鼓励日本首先侵略朝鲜时表示，日本开始征讨朝鲜是上策，我英国将给予协助。

俄国虽对朝鲜早有野心，但为了假日本之手敲开朝鲜大门，也支持日本染指朝鲜。1873年，俄驻日公使曾表示，即使万一日本对朝鲜举行征伐，俄国决不打算对此进行干涉。

正是由于有了西方列强的煽动、怂恿和支持，日本的侵略势力的气焰才会越发嚣张，才敢于将“征韩论”付诸实践。

明成皇后7（3）

在大院君强硬应对日本不断的骚扰，并企图在国内扭转自己颓势之时，高宗十年（1873年）夏，由朝日摩擦衍生出来的，关于日本即将发动武装入侵的传说，在朝鲜朝野引起强烈反响。民间舆论倾向于认为，是大院君刚愎自用和对待日本的强硬态度，招致了战争。

早就策划篡夺大院君政权的闵妃一派，巧妙地利用这一时机，大肆渲染人们对大院君“斥倭”政策产生的疑虑，动员各种舆论，向大院君政府的内外政策发动全面进攻。

是年六月，在闵妃集团的授意下，馆学儒生李世愚就大院君的“尊称问题”，向高宗上疏。其奏摺内容大致如下：

……国太公兴宣大院君身为国家的元老，在过去十年间，尽心辅佐圣上，广布国家威信，成功的抵御无数外来侵略，弭平各地动乱，此种功绩实将名垂青史。然而，国太公年事已高，身心俱为疲惫，为妥善照料之故，从今而后，圣上尊称国太公为大老，并使其告老休养，似为至佳之举，特此禀告圣上。

奏摺的内容到处充满着对大院君的忠心，说“国太公”或是“大院府大监”等称号，已经不足以表达对大院君的尊敬，所以建议尊称大院君为“大老”。

李世愚一呈上奏摺，高宗即向满朝文武公布奏摺的内容。文武两班心知这是将大院君赶出摄政之位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