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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在过去20年里发展最缓慢的时期。３１其实，萨拉…伊…马丁也曾发现，世界的不平等状况在1986～1989年之间有所恶化，但在1990年后又开始改善（参见上页图9？2）。因此，把这段时期的结论推广到整个20年是危险的。同时，米拉诺维奇估算的不平等状况的扩大幅度令人惊讶，根据巴拉的估计，高收入国家的相对收入需要增长27％，才能导致世界收入不平等状况扩大5％（以基尼系数计算）。这样大的增幅显然不存在，因此，米拉诺维奇的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值得怀疑。

例如，米拉诺维奇采用的家庭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的收入水平在1988~1993年之间没有提高，但国民账户统计的数据却不同。那么，实际情况如何？部分原因如上文所述，是因为家庭平均收入和开支的增长在家庭调查中反映出来的速度要慢于国民账户反映出来的速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调查数据是来自两位权威的世界银行研究员，他们估计了1987~1999年的绝对贫困率的变化，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真实消费水平只增长了11％。３２但巴拉却发现，同期的国民账户（以购买力平价换算后）显示，平均真实收入增长了24％，消费增长了21％。11％和21％的差距不能算小，而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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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2）

巴拉还发现，在1987~1998年，收入调查显示的平均收入与国民账户反映的数据之比在东亚各国从56％下降到46％，在南亚各国从75％下降到62％，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从69％下降到63％。在消费调查方面，两个数据来源得到的平均比值在东亚各国从82％下降到81％，在南亚各国从73％下降到56％，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从125％下降到115％。类似的，米拉诺维奇也发现，在非洲，他使用的平均家庭收入/开支的调查数据在1988年相当于国民账户的数据的79％，而到了1993年只剩下70％。而亚洲国家的下降幅度不大，从61％降到59％。总之，在米拉诺维奇的研究中，从1988年到1993年，有着最多贫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幅度低于国民账户（按购买力平价换算）反映的数据：亚洲国家分别是49％和54％，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分别是19％和33％。从这里，我们一定可以部分解释他的研究与使用国民账户的其他研究者的结论出现差异的原因。

那么，如何解释调查反映的增长率和国民账户反映的增长率之间的巨大差异呢？在理论上存在如下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家庭调查在估算消费和收入水平时是正确的，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许多重要的发展中国家远远低于我们以前的估计，国民账户并非可信的估计，而是有宣传成分。第二种可能是，国民账户和家庭调查的数据对于它们所覆盖的指标来说都是正确的。如果所有被家庭调查低估的开支和收入数据都是来自富人，如果富人在收入和开支方面的真实比例都在快速增长，这种情况就可能出现。并且意味着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收入和开支正在变得更加不平等，变化速度比关于不平等的标准估计更快。第三种可能是，家庭调查在估计真实收入和开支方面成了越来越不可靠的办法，虽然在我们需要计算收入和开支分配的时间变化的时候，它们还是主要的手段。

第一种可能并不现实。如果我们拒绝承认有关经济增长的国民账户数据，那我们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可以说就相当于一无所知。还有，尽管人们对于国民账户的准确性，特别是中国的数据，存在某些疑虑，但是对任何国家而言，国民账户都是收集最仔细、最详细的全国性数据。于是，留下了后两种可能性。根据现有的数据，我们还不能进行辨别。或者说，这些国家变得不平等的速度有可能超出所有数据的显示（由于富人的收入和开支的快速增长没有在调查中充分显示出来），也有可能是家庭调查本身不够可靠。

这还不是唯一的困难。把收入水平换算成购买力平价的时候，也会产生严重的扭曲，因为可进行国际贸易的产品的消费，和不可贸易的服务消费在不同家庭之间比例差别很大。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消费的产品的比例更大，而富人消费的服务的比例更大。从西方来到发展中国家的旅行者都会惊讶地看到，当地的富人能够雇佣成群的仆人（这种景象在西方国家早已尘封在历史中），却未必买得起最先进的机器。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来，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收入分配将会比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