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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台湾地区，并没有完全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而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则相反。发展中国家要建立本土的技术能力，需要付出特别的努力，如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已经消除了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和高关税，因而有理由认为，进一步的自由化已经不再是当务之急。还有，我们需要讨论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是否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自主性施加了过多的限制，本章的倒数第二节将回应这方面的问题。

初级商品出口国面临的陷阱６４

2000年，在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中食品只占9％，工业用农业原材料占2％，矿石和金属占4％，总的比例为15％，比1990年的24％大为下降。同时，在2001年，在发展中国家的全部产品出口中，燃料占21％，制造品占61％，从这里似乎可以轻松地判断出，初级商品出口对于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再重要了，但实际是不对的。许多国家依然严重依赖这些初级产品，燃料以外的初级产品占自己的产品出口额的一半甚至更多的国家包括：贝宁、布隆迪、喀麦隆、智利、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加纳、危地马拉、几内亚、洪都拉斯、肯尼亚、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尔、巴拿马、巴拉圭、塞内加尔、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乌拉圭和津巴布韦。总体来说，有50个以上的发展中国家依赖三种甚至更少的商品，占其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有17个国家的非石油初级商品出口占全部出口收入的3/4以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确定的高负债贫困国家（HIPC）中，有37个初级产品的出口占全部商品出口额的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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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1）

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又应该以及能够为此做些什么？答案是非常直接的。初级产品的需求增长缓慢，但供应却在增加……部分是因为新的生产商加入，部分是因为生产率的改进。此外，需求和供给对于价格的反应（即其价格弹性）非常小。例如，过去10年以来主要咖啡消费国的咖啡消费量非常稳定，而产量却在扩张。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从1997～1998年的9　600万袋提高到了2002～2003年的1。226亿袋。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供给的小规模调整，例如某个大的生产商的收成不好，就可能带来价格的巨大波动。同时，对于原材料产品的需求又受到增长模式转变和不断创新的不利影响。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增加不需要消耗那么多的传统原材料，而光纤的普及则对铜的消费造成了致命打击，正如塑料对于铝制品的打击一样。

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呢？简单地说，唯一能够推动价格提高的政策就是削减供给。高收入国家如果愿意是能够削减这些供应的，但所有这些国家却通过自己的农业政策增加了供应。发达国家不愿意，因为这会损害自身的利益。发展中国家要减少自己的供应，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此前有过尝试和失败的经历，主要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利益的分歧太大，以及缺乏相互配合的能力。最简单的政策是达成普遍的、较高的出口税率，而把收益再转移给国内生产商，这样的机制很难实现，而关于统一供给价格的协定则更难达成。不幸的是，由于缺乏供给方面的管理，私人组织制定的初级产品的〃公平贸易〃计划的增加不会带来预期的更高收入。这样的计划在理论上可能使某些生产商得到较高的价格，但如果价格的提高会带来投资，导致产能的相应提高，最后还是会损害大家的利益。而且实际上，这样的公平贸易运动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影响：只有不到1％的可可、茶叶和咖啡是在这样的公平贸易协定下进行的，而在棕榈油和椰子油贸易中，这样的协定完全不存在。

除了供给和需求的基本作用以外，商品贸易还涉及三项重要的政策。第一，是否有可能建立更有效的机制，以确保农民免受价格波动之苦？第二，发达国家关税水平的提高，严重歧视了发展中国家提高自己产品附加价值的活动（下文将涉及），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延续的恶习了，并没有丝毫减弱迹象。第三，国际商品交易过分集中在少数大企业的控制中。例如，雀巢和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就控制了烘烤咖啡和速溶咖啡市场的一半左右。乐施会认为，如果废除交易板制度（marketing　board），虽然会很没有效率，却能带来对抗寡头企业的制衡力量。这看来也很不现实。如果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回合中能把促进市场竞争的内容包括进来，这可能是个很适合起步的地方。最后，过分陷入商品贸易对于国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