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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米住处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套公寓。另外几个特工租了一辆“大众”牌汽车，在车上装上炸弹，停在萨拉米每天去乔治娜公寓的必经之路上。一个消息来源认为，“彭妮洛佩”在萨拉米的客货两用车上装了一个小小的无线电发射机，（而另外一个来源则认为）当她看见萨拉米的汽车经过停在她窗户下的街道时，她按下了装在自己汽车上的无线电发射机按钮。不管是哪种来源，结果都是“大众”汽车爆炸了，炸毁了萨拉米的汽车和紧跟在后面的贴身保镖的“陆虎”，也炸死炸伤了几个路人。

萨拉米死亡的消息正式公布后，以色列电视新闻也适时地进行了报道。在葬礼上，一位巴勒斯坦领导人站在那里，揽住萨拉米非常英俊的十三岁的儿子哈桑。这张照片在全世界的媒体上广泛传播。“我们失去了一头雄狮。”媒体援引这位领导人的话说。斯图尔特·史蒂文在其1980年出版的《以色列的特务头子》一书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萨拉米被杀的经过。1983年，以色列作家迈克尔·巴—左哈尔和埃坦·哈贝出版了一本《寻找红色巨头》，其中的部分内容也讲述了这段历史。

人们对围绕1979年1月22日在贝鲁特炸毁萨拉米的“雪佛兰”汽车的一些事实似乎没有异议。但有一个传闻，说萨拉米没有被炸死。原因很简单，汽车爆炸的时候他不在车上。（爆炸时尸体都撕成了碎片，无法辨认，所以至少从理论上说有这种可能。）

这个传闻很可能是萨拉米传奇的延续，表达了人们对传奇人物的良好愿望。尤其是对一个活着时就充满了神秘感和曾经多次死里逃生的人来说，就更是这样。同时，如果萨拉米那天不在客货两用车里（这是惯用的欺骗手段），而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称他已经死了，那就有原因了。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办法比让以色列人相信他们已经成功地把萨拉米杀死了更让他安全。而对“穆萨德”来说，他们也许想让巴勒斯坦人相信，你们让以色列误入歧途的努力成功了。这样的话，如果萨拉米还活着的话，他就会有一种安全感，但实际上这只是假象。

众所周知，在两个对立的情报部门中这种欺骗的伎俩一直存在——不过，这也是事实，即，不管现实多么错综复杂，传闻比现实更为复杂。惟一知道的事实是，萨拉米的汽车确实爆炸了，车里的几个人都被炸死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公开的立场都是，这位恐怖组织头子是其中之一。

在叙述那些从本质上来说属于秘密进行的活动时——后来提供给记者的那些资料也许只是为了糊弄人——一个人说自己收集的资料比别人收集的资料更为精确是轻率的。

当逻辑和常识不能用来检验被报道事件的真实性时，难度就更大了。因为即使最不符合逻辑和最没意义的报道都可能是事实。在政治恐怖活动中尤其如此。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认真负责的法国新闻记者赛吉·格鲁萨德认为马哈茂德·汉姆沙里要为“处决”威尔·兹威特负责，因为那是“黑色九月”组织其中一次行动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他的消息来源通常是可靠的。而这条消息恰恰不实——假若汉姆沙里和兹威特是并肩战斗的同志，那显而易见就不可能是这样——但在1973年格鲁萨德第一次报道的时候，以为恐怖分子们喜欢因为派系斗争而互相残杀，所以当时这个消息似乎是非常可靠的。

正是因为谨慎起见——不是要提出跟其他报道相反的说法，而是出于兴趣——我觉得还必须指出几点分歧。

首先，以色列人声称给慕尼黑惨案以后进行的这次反恐行动取了一个代号，叫“上帝的愤怒”——这次行动几乎全部是由西方记者报道的，他们是克莱尔·斯特宁、埃德加·欧巴蓝斯、理查德·迪肯、克里斯托夫·多布森和罗纳德·佩恩和大卫·B．汀宁等等——我认为这个代号也许是事后发明的，不是西方记者发明的就是向他们提供资料的以色列人发明的。根据我掌握的资料，当时执行这次任务的时候还没有使用这个代号。（有趣的是，两位以色列作家，迈克尔·巴—左哈尔和埃坦·哈贝在他们的书中都没有提及这个代号。）

“迈克”、“塔玛尔”、“乔纳森·茵葛彼”这些代号——有几个作家在描写暗杀兹威特和布迪亚的行动以及利勒哈默尔事件时都用到了其中一个或几个代号——我不这样认为。在利勒哈默尔时，也许有一个特工使用了“茵葛彼”这个假身份，但是没有人使用这样的假护照，无论是在罗马还是在巴黎都没有。“塔玛尔”——大概是突击队长的漂亮的金发女友。根据描述，她也参加了袭击兹威特的行动，在利勒哈默尔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