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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皮革公司干活，经常跑欧洲。他们的谈话没有涉及政治。分手之前，安德雷斯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阿弗纳可以随时打这个电话跟他联系，或者留言。

从那时开始，阿弗纳只要一去欧洲，就去找安德雷斯。有时候他们见面喝一杯啤酒就完了。有时候他们只在电话里说说话。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回忆过去的时光，好像他们已人到中年，而不是二十三岁的年轻人。阿弗纳觉得安德雷斯在重续他们往日的情谊时显得非常谨慎。阿弗纳也不逼他，顺其自然。有一次，他告诉安德雷斯他要去苏黎世，安德雷斯请他从瑞士寄一封信。

“是给一个女孩的。”他向阿弗纳解释道。“我告诉她我要出去一趟。”

阿弗纳替他寄了这封信，没有问他信里的内容或者调查这封信的地址。这是他帮他的一个忙，也是安德雷斯的一份信用证，他有朝一日会收回来的。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后他就打定主意——虽然他也犹豫过——不把他们接触的情况告诉“穆萨德”。这不是一个忠诚不忠诚的问题，而是一个他父亲说起过的问题。

阿弗纳刚刚开始训练时，他的父亲就知道了他的新职业。他没有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也许是他父亲在“穆萨德”组织里的老关系告诉他的，也许是他自己推理出来的。“自来水厂怎么样？”有一天他问阿弗纳。还没有等他来得及回答，他又接着说：“你真蠢。但生活是你自己的。”

“这是你最好的建议吗？”阿弗纳问道。他父亲摇了摇头。

“你不愿意接受我最好的建议，”他回答道。“所以再给你也没有用。但我要给你第二个好的建议。一旦进去，就要努力工作。按程序办事。做个人人喜欢的人。但别把自己的底牌都亮出来，袖中总要有一张牌。”

于是，阿弗纳决定只字不提安德雷斯。这样会更加安全。如果有人看见他们在一起——认出了安德雷斯——他只不过是一个儿时的伙伴而已，阿弗纳没有把“穆萨德”给他的那张模糊不清的照片跟他联系起来，没想到他是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的恐怖分子。疏忽了，仅此而已。他是他口袋里一张可以降低风险的王牌。

接下来的两年，时光飞逝，平静无事。阿弗纳继续享受着工作带给他的乐趣。上司似乎对他的表现也很满意。作为一名特工，他的级别仍然很低，没有从事过真正的情报收集工作，但分配给他的任务在逐渐升级。偶尔还会让他持公务护照飞往欧洲的首府城市——雅典或伦敦——到那里之后，当地“穆萨德”的头头会给他提供另外一个护照，让他换一种身份，比如说，一位西德商人。他拿着这个护照飞往另一个城市，比如苏黎世或者法兰克福。到了那里他就去见一个在阿拉伯国家工作的以色列特工——一般是一个东方犹太人——向他通报或汇报情况。按惯例，扮成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国家工作的特工是不带回以色列做例行汇报的。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登机时被阿拉伯特工发现的风险。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欧洲，都是这样。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操作的，他们的四分之三的秘密情报都是在游客众多的首府城市交换的。

关于这个，阿弗纳发展了一套有些挖苦意味的理论。简单地说，就是：要论秘密接头的话，伯明翰跟伦敦一样好，法国东北部城市南锡跟巴黎一样棒。但是——间谍也是人，如果可以在巴黎待一个星期的话谁愿意在南锡待着？阿弗纳当然不反对这种做法。这是对工作的一种额外补贴。

那个时期，阿弗纳的很多任务就是直接或间接地防止恐怖活动的发生。1969年夏天，阿弗纳加入“穆萨德”组织。在这之前不久，国际恐怖主义，尤其是针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浪潮迅速蔓延到很多国家。

1972年秋天以前，恐怖分子袭击的主要是以色列以及西方国家的空中运输及设施。1970年2月21日，他们炸毁了一架从苏黎世起飞的喷气式客机，导致四十七人死亡。同一天，一架运送邮件的奥地利飞机在前往特拉维夫途中被炸毁。在这一系列恐怖袭击发生的前几天，另外一个恐怖组织在慕尼黑机场把手榴弹扔进一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汽车里，造成一死十一伤，包括不得不做截肢手术的以色列著名演员汉纳·玛隆。同年9月6日至9日，五架飞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只有一架飞机——一架飞往阿姆斯特丹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波音707——侥幸逃脱——空中警官开枪打死一名劫机者，活捉其同伙、女恐怖分子雷拉·卡尔德。另一架飞机被劫持到开罗，并将其摧毁。另外三架飞机被劫持在约旦的道森军用简易机场，扣押了三百名人质。这三百名人质最终被释放。条件是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