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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西德商人，从而搞到所有楼层的布局。他会用尽可能少的人完成每个阶段的任务。他决不亲自向自己的特工通报情况，而是让各个部门最聪明、最细心的人来做这件事。

最后，他会在这份方案上签上他的大名，笔迹粗大醒目。他为这份计划感到自豪，也知道为自己的计划感到自豪的重要性。有一次，教官来回看着那几份计划，举起那些潦草难读的字迹，讽刺地说：“瞧，这是一个大英雄的签名。”

在阿弗纳看来，教官说得没错，一个人的签名越不清楚，他对自己的计划越是缺乏自信。在实战中，阿弗纳总是要看送给他的方案上的签名。如果他能毫不费力地读出这些名字，这个人很可能就能活着回来。

这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在各个领域的训练当中，那些阿弗纳认为的信息背后的心理活动给他的印象最深。那些信息他也许不会记得太久，但他总是记得当时的心理活动。至于那些技术上的细节嘛，他可以问别人或者查阅资料。重要的是心理活动，它可以帮助他获得新的信息。

比如，阿弗纳永远不会忘记教官谈到证件时说的一番话——虽然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但他却一直记得。

从证件的性质来说，有各种各样的假证件。从特工也许会使用的永久居留证到一小时证件——比如，从机场厕所偷来的游客的护照——在紧急情况下，特工也许可以用它来过境。但是奥特加说，与证件的性质比起来，你对证件的信心更为重要。证件永远不会独自发挥作用，只有跟你联系在一起时才发挥作用。如果你不相信你的证件，或者不相信给你证件的人，你会把一个永久性的身份证件降级为一个一小时护照。反过来，即使你拿着偷来的驾驶证，只要你相信它，你也能走得很远。

在一线特工执行的每项任务中都有某些心理活动的成分。如果在巴黎或阿姆斯特丹设置监控点，一对年轻夫妇引起的注意要比，比如说，一个穿着雨衣、孤零零地坐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看报的人少。但是在西西里岛或者科西嘉岛，把任务交给一个孤身一人的男人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考虑。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安全屋最理想的主人是年纪稍大的夫妇。而在索尔邦大学，一对男女学生最不显眼。阿弗纳第一次跟踪开车的教官时，他以为教官会玩各种飞车技巧，完全没想到他跟踪的这个人在特拉维夫慢得像一个老太太，每次转弯的时候都要打信号灯。最后在黄灯的时候，教官甚至停了下来，就在信号灯变成红色的一瞬间，他倏地穿过了繁忙的路口。阿弗纳跟不上他了，要是跟下去的话，就要出交通事故了。这次经历虽然简单，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许多受训人员希望学到固定的规则，确切的程序。固定的规则虽然有，但对特工来说，一成不变地照搬书本是最致命的错误。它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活——这也是为什么阿弗纳觉得这个活儿那么适合他的原因。秘密就在于掌握规则但又不受规则的束缚，能够即兴发挥且总能应付突发事件的人将会脱颖而出。不像部队，说到底，它属于官僚机构。而这项工作，却是为那些不驯服的人量身定做的。至少阿弗纳是这么认为的。

六个月之后，训练移师野外。对有些人来说，进入这个阶段之前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考试。但实际上，每天的训练任务都是一次考试。通过这些考试，教官对这些未来特工们的表现进行评估。阿弗纳不知道在他们这组人中哪些人“考过了”或“没考过”。这方面的信息他们从来不告诉其他人。一个受训人员再也见不着了，也许就意味着他有了别的任务或者分流到某个特殊领域去了。但也可能意味着中途辍学了。关于这些，受训人员总是在私下议论，从来没有问过，也没得到过任何正式答复。

在移师野外训练之前，阿弗纳接到指令，让他参加几个特别情况介绍会，是关于工作程序和汇报程序的，还包含一些有趣的技术信息，但无甚令人惊异的东西。有一个通报会比较特别。阿弗纳不知道是应该把它看作一件没有价值的东西呢——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很滑稽——还是应该把它看作一个不祥的征兆。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它像父亲提及的那类阴暗的问题。阿弗纳虽然感到有些不安，但还是决定一笑了之。

介绍情况的那个人，容貌并没有什么超凡的魅力，但头发边缘有一些像本·古里安总理那样的白发。他那张侏儒一样的脸上透露出恶毒与奸诈。他的身材也像个侏儒，也许不到五英尺。他坐在一把木头椅子上，双脚几乎够不着地面，面前的桌子上乱七八糟。

他的手指被烟草熏得黄黄的，那双贼亮的眼睛从不安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