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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蹒跚学步的孩子。还有查理，一看见阿弗纳就非常兴奋，竟跳起来去咬主人的鼻子。然后又非常害羞，在沙发后面躲了几个小时，哄都哄不出来。

阿弗纳想，抛开一切，忘记任务、忘记欧洲、忘记恐怖组织头子甚至以色列的感觉真好。写一封辞职信，丢进邮箱里，然后跟肖莎娜、孩子和那只狗一起在布鲁克林住下来，享受非常平静、繁荣的美国生活。为什么不呢？他参加过两次战役，冒着相当大的风险与他人一起，干掉了九个恐怖组织头子。一个国家还希望一个人做什么？也许他的母亲都会同意，他已经为以色列尽了义务。

然而第二天，他就在肯尼迪机场搭上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跟往常一样，他不让肖莎娜去机场送他。“虽然我不能保证，”临走的时候他对她说。“但下一次我也许会永远留下来。”

此时已是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离他们1972年开始这项任务的那天快两年了。阿弗纳觉得在这段时间里，他从一个二十五岁的男孩变成了一个二十七岁的中年男人。如果他们不立刻完成这次任务的话，他想他会不会变成一个二十八岁的老人。众所周知，特工就是这样的，但直到现在阿弗纳才相信。

阿弗纳发现，自从卡尔被害以来，他在床上睡不着了。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但是现在总是睡不着，尤其是独自住在法兰克福的安全屋里或者旅行期间住在酒店里时更是这样。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不久，他想到了一个办法，睡在壁橱里。他把枕头和毛毯铺在壁橱里，从里面把门锁上睡觉。从安全角度来说，这是有道理的：床上有可能藏炸弹，夜间闯进来的人也会首先到床上找他——他是个容易惊醒的人，等别人到床上找他时他很可能就醒了，开始对付他们了。虽然他可以为自己睡在壁橱里找到理由，但主要还是因为紧张。不管理由多么充足，他的伙伴们会这样看这件事。结果，只要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就睡在壁橱里，但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阿弗纳和斯蒂夫回到法兰克福时，汉斯已经查了日内瓦的保险箱。里面有伊弗里姆的一条信息：突击队关于罗伯特死亡的消息已收到。接下来是一条指令，单独一行：

立即停止。

但是，业务费用账户上的钱没有冻结或者收回。汉斯一看见伊弗里姆留的信息就查了这个账户，所以他知道。这不奇怪。伊弗里姆希望他们慢慢地、谨慎地放松下来，把欠线人的钱支付给他们等等。虽然很可能不会再往账户上存钱了——除非他们说明理由，要求追加资金——但还有一个过渡期，还有二十五万多元供他们使用。为安全起见，汉斯立即把大部分钱转到了任务开始时卡尔在欧洲几个首都城市开设的账户上。

“伊弗里姆的信息你是怎么处理的？”阿弗纳问汉斯。

“我留在保险箱里了。”汉斯回答道。

这是一个小小的保护。只要这条信息还在保险箱里，“穆萨德”就会断定突击队还没有看到。总部没有规定他们过多久要到日内瓦去查看信息，也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他们。但如果伊弗里姆真要查的话，他很快就会发现他们看过保险箱，他们每次开箱时必须在有日期的记录表上签字。把信息留在那里可以给他们赢得一点时间。

这点时间很重要，因为阿弗纳及其伙伴决定不服从“穆萨德”终止这次任务的命令。至少，不愿意立即终止。要终止也要等钱用完之后才终止，等他们有机会把名单上剩下的几个恐怖分子干掉之后才终止。

他们认为，不服从命令并不是因为虚荣心、倔强或者不理智。他们为自己找的理由叫做“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1973年末，他们发现，九个恐怖组织头目被消灭之后给恐怖势力造成了混乱。正是由于他们很难从经常联系的阿拉伯人那里得到情报这个原因，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恐怖分子们所遭受的损失迫使剩下的几个恐怖组织头子从中东或者东欧的藏匿处出来，到欧洲重组他们的网络。迟早，多则几个月，少则几个星期，萨拉米、阿布·达乌德或哈达德博士会亲自来欧洲的。因为突击队在战场上，所以比特拉维夫总部里的任何人都看得更加清楚。以色列有这样一个传统，如果战场上的指挥官发现敌人快要溃不成军时，他可以继续追击，或放弃追击。如果他确实发现总部的命令是在不了解当地条件的情况下发出来的，那么他就不能盲从总部的命令。

在一般情况下是这样，至于这次任务是不是这样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阿弗纳及其同伴们都相信是这样。

“假定，”阿弗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