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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最开始在开封，后来随省会迁到了郑州，这就是咱们现在的黄委会了。

他眯着眼睛说，我现在掐着指头算算，从我进黄委会到现在，一晃，快有四五十年的光景了。这四五十年来，我不知道见了多少黄河上的怪事，黄河上的禁忌，好多事情吧，我也说不上来了，反正有些是我亲自经历过的，有的是酒后的段子，半真半假，真真假假，我今天也就跟你们随便一说，你们也就那么随便一听，这个事情吧，也别对外说。

我一听，敢情领导要给我们讲黄河鬼故事，忙把胸脯拍得山响，纷纷表示就算敌人给我上老虎凳，灌辣椒水，使美人计，也绝不向外透露半个字。

铁嘴张点点头，他点了一根烟，一口气吸掉半根，然后给我们讲起来。

他说，黄河十年九汛，祸国殃民，所以历代王朝，都将河务之事当做第一要务。这负责整顿黄河的人，就叫河工，负责黄河事务。康熙三十七年（1699），专门设了一个兵种，叫河兵，专门负责黄河防汛。

河兵是什么，你们估计都不知道。

河兵是一个奇怪的兵种。

在大清国，军服胸前都印着字，有的印着“勇”，有的印着“兵”，这些字代表了兵种不同。兵是正规军，勇是临时招募的民兵，曾国藩的湘军、团练等印的都是“勇”字。河兵的军装上印了个“河”字，这是一个独立且古怪的军营系统。

河兵属绿营系统，粮饷为乾隆帝特批，按“战二守八”（战银每月一两五钱，守银每月一两）的比例分配，河兵可“由守拔战”而升迁，如因公遇难也可按军功条例抚恤。

可以说，河兵待遇是很好的了，但是少有人去。

不仅少有人去，就算有人被强行抓丁，征调成河兵了，也要千方百计跑掉。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康熙三十七年（1699），河兵人数为2000名，三年后只剩下不到800人了，跑掉死掉了一半多。后来实在不行了，又在嘉庆七年（1803），紧急从天津和宣化调拨400人凑数。

按说当兵吃粮，扛枪打仗，有什么要跑的，关键是河兵的工作性质不一样。

别的兵种是和流寇、盗贼、外夷打交道，河兵和什么打交道？

和黄河。

确切地说，是和黄河中的邪乎物件。

不仅是黄河，就连治理黄河的衙门，都里外透着诡异。

就说咱们黄委会吧，在解放前，黄委会内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严禁说“决口”、“泡汤”、“漏水”等字眼，在公文、信件中，也是极力避免出现这些字眼。

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那时候都是手抄公文，抄写公文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将公文中“口”字尽量写小，越小越好，且要将字的四面封死，不能留豁口，若留了口子，那黄河口就堵不严实了！

如果哪个人手一抖，不幸将“口”字写大了，又凑巧没封住口，那么轻者被大骂一顿，重者就直接打发他走人了。

这是黄委会一个流传了几十年的禁忌。

据说，这个规矩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了。

最恪守这个规矩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还有一个，就是孔圣人八房的后代孔祥荣，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当时四大家族孔家孔祥熙的堂哥。

袁世凯于光绪二十七年（1902）任山东河道府，对河务“赤心任事”，“为国立劳”，笃信黄河神秘风俗。

孔祥荣主政黄委会时，正值军阀混战，河务废弛，黄河水患不断。这个孔圣人的后代，大官僚的堂兄，非常迷信黄河大王，他在堵口时，要将红布包裹了碗口大小的“镇海沙”亲自抛到黄河中，还在工地上修建了大王米庙，供奉了黄河中的大王和将军，在贯台堵口时，他又亲迎虎头将军，焚香祭奠黄河大王。不过你还别说，经他这样焚香祭拜之后，黄河水患大减，他也成了造福黄河两岸的孔圣人。

不仅黄委会如此，时任河南省主席的刘峙更以躬身护送黄河大王入水（被收录进上海书店1992年版的《中州轶闻》中）。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说刘峙是个愚蠢且迷信的贪官。

但是，不是。

刘峙是民国时期少有的好官，不抽，不喝，不赌，不嫖，也不讲排场。

他历任黄埔军校教官，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也是一个河南人敬重的好官。

他很重视教育，主政期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