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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出去一下吧，我真急着要到学校去了。”我又吓她一吓，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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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禾吃了东西急着要去学校，背了书包走到楼梯口。我看见她脖子上红红的一小点，是我昨晚上的吻的，就忍不住笑了。

她说：“神经兮兮笑什么笑！”我只是笑。她跑到水房照了镜子，惊叫着冲出来伸手要打我。我缩到厨房里把门顶着。她在外面狠命的撞门，嚷着：“叫我怎么出去，怎么见人！”僵持了一会我在里面说：“我找片膏药剪一小块给你贴上好不？”好说：“你快点，上课迟到了！”贴上了我说：“来一个吻别。”就在她脸上轻轻咬一口，说：“没有印子。”抬头看见房东念初中的儿子正往楼上看。我伸一伸舌子说：“看见了。”她说：“管他呢，又没做坏事。”她去了，我躺在床上把和张小禾的事从头到尾想了一遍，觉得躲不过这几天，说不定就是今天晚上，就会有那件事了。躲躲闪闪也有了这么久，谁又是圣人呢？圣人又有什么意义呢？千万条道理也说不服一个最简单的愿望。那件事离我这样近，而我也克制了这样久了。但一想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我简直就绝望。我根本无法在这个社会中找到那一份自信的感觉。我也不能设想自己就这样混着过了这一辈子。社会拒绝着我无法进入，我也拒绝着社会无法投入，但我得这样长久呆下去！这可能吗？近三年的经历告诉我，不会有奇迹发生，不会有的。尽管心中极不愿意，我还是决定挣扎一下。

我跟《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的总编辑都熟，我决定去向他们求助了。我写的文章长短也有二三十篇了，说不定有一线希望呢？刚进去再怎么别扭，总有一天会适应的，总有一天会有点出头之日的。为了张小禾，我得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得让自己难堪，得对自己残忍一点。想到这里我不让自己再多想，怕自己又犹豫了，跳下床抓起电话拨通了《星岛日报》总编辑室。对方一说“哈罗”我就知道是纪先生了。我说：“纪先生吗，我是孟浪。前几天寄给您一份稿子收到了没有？”他说：“明天就发出来。稿子长了点，删掉一点没关系吧？”我说：“按你的意思删就是。”他说：“又写了什么没有？先拿过来看看，眼睛不要盯着《世界日报》，还是我们的读者多。”又问我上个月的稿费收到没有。我说：“收到了。你们读者多，稿费怎么比《世界》还低些？”他说：“那要问老板。”我说：“中午请你去饮茶，给不给面子？”他说：“今天中午倒还有空，有什么事没有？”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回答，他说：“到哪里，我请客了。”我说：“上次是你，这次轮到我了。”约好十二点半到翠园酒楼。

放下电话我心直跳，抓话筒的手也出了汗，湿了。两三年来我找工作无数次，人也变油了，什么牛也敢吹，哪里还知道怕。可今天却莫名其妙的紧张，觉得自己欠了点资格，而求的人又是熟人。要是自己真是个人物，别人跑上门来口口声声请我屈就，好就好了。我穿着西装，打了领带，在水房对镜子照了。这是第一次穿西装打了领带去找工作，觉得别扭，这一身装束也带来了点压力。骑着车我出了门，还是甩不脱那种紧张，心似乎跳得很快。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跳什么跳，这心！这是去唐人街买菜呢，不过顺便去找纪先生说几句话，有什么呢。”到了大唐人街我才发现自己出来太早，把单车锁了放在街边，慢慢在街上溜着。龙城上的电子广告牌正报告着新闻，昨天政府宣布，全国失业人数超过百分之十。沿街看到小贩的蔬菜便宜，想买又不能买，提袋菜去见纪先生总不好。

一个人拍着头从一家店中出来，是一家理发店。我搔搔自己的头发，又提起额前一小撮把眼珠轮上去看看，太长了。今天与平时不同，花几块钱理个发是应该的。（以下略去1100字）

纪先生坐下，问我是不是还在Ho─Lee─Chow，我说：“没有做了，公司把店卖了，新来的老板嘴一天到晚念叨叨的，抱怨生意清淡，又抱怨什么事也没做好，就不想做了。”他说：“经济不好，到处都一样。报社的广告也少了，老板也不高兴。”推车人送点心过来，（……以下略去900字）

说来说去就是说不到点子上去，还越说越越远了。我怎么就张不了这个嘴？我在自己大腿上狠狠拧了一下，逼自己张嘴。结帐的时候纪先生抢着用信用卡付了帐。下了楼眼看要分手，我心里急得直痛，换了一种神态，说：“纪先生，向你请教一个问题。象我这样的人，也算个写东西的，要到哪家报社谋个事，不知也有点希望没有？”他一愣，马上说：“你可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