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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想，不睡也好，睡了晚上精神太好，难得熬过去。想写点什么东西，铺开了纸坐在小桌边，怔了半天一点情绪也没有。于是下了楼，躺到门口的小草坪上去晒太阳。躺在那里我想着这一次又写点什么才好。忽然想起把张小禾的事写了，投到香港去也挺好。下次得问问思文，她的故事的后半截是怎么回事。前不久我把刘晓冬的故事写了，投到香港去，很快就发表了。当然我没有用他的名字，也没用孟浪的笔名，怕万一他看见了在心里唾我。这样想着我在草地上翻一个身，把鼻子凑着地面去闻那青草幽微的清香。侧过脸忽然看见张小禾背着书包，穿了牛仔裤，白衬衣扎了进去，远远的在太阳底下一闪一闪地走过来。我慢慢坐起来，迎着她望过去，毫无表情地看她渐渐走近。她走近了，脸上也毫无表情，经过了我身边，头在我的视线中消失，我眼皮也不抬一抬，在那刹那间，我看见她胸部隆得高高的，在白衬衣里随着脚步轻轻地上下颤动，很生动的样子。突如其来地，我全身触了电似的一颤，一个冷噤从脚底飞快移动着传到头顶。这样的感觉我已经非常陌生了。到加拿大这两年多来，我对异性有一种冷漠。我用冷漠表示着疏远和拒绝，这样来维护自己内心的骄傲。久而久之，内心那跳跃的火花也渐渐微弱。知道了自己是没戏的人，是局外的角色，我也不往那方面多想。有时我对自己感官知觉微弱的状态感到害怕，怀疑自己是不是心理上生理上有了问题。还是在两年前，在圣约翰斯的时候，有一次和林思文去逛超级市场，偶尔转过脸时，看见一个穿红色夹克衫石膏模特的胸部微微显露了出来，我全身也是这样中电似的一颤，站在那里呆了有几秒钟，思文还用奇怪的眼神望着我。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了。哪怕那次阿唐带我去看脱衣舞，那么多姑娘又那么漂亮那么好的身材，白种人，黄种人，黑人，我也无动于衷。想不到今天自己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就受了诱惑。

我坐在那里想入非非，想到了“有亭翼然”这几个字来形容那种生动。我知道有很多姑娘，为了追求曲线感，用了那种厚海绵的胸衣。曲线是突出来了，但却没有这样一种富于质感的生动。我想来想去，越想越细腻，想象力突破了一切遮蔽，一切都在脑海中活灵活现的浮出来。我故意打乱自己的想象，去想写文章的事，又去计算存款的数目，可心里转了个弯，又想了回来。我抵抗了几次，没有用，干脆放弃了抗拒，让想象自由地流动，一边自言自语念叨着：“太下流了，太下流了。”不管怎么样，今天心里能有这么一颤，我还是感到了安慰。我没有问题，我是一个正常人，我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证实了这一点。

五十九

思文打电话来，问：“最近还好吧？”我说：“老样子。她又问我，休息那几天都干什么，我说：“看汽车。”她没听明白却也不再问，又告诉我，她房间的抽水马桶堵塞了，请人疏通要几十块钱，问我有没有办法。我说：“来看看吧。”就骑车去了。我在工具店买了一个吸筒。去了她望我笑笑，我也望她笑笑。我到厕所里去看，她说：“有气味呢，脏。”我要她走开，把门关了，揭开盖子，一只手捂了鼻子，用吸筒去吸。吸了几下还是不通，也顾不得臭，双手握了吸筒去吸。吸通了秽物都下去了，可水还是流得不畅，一放水就快溢出来，再慢慢渗下去。思文推开门说：“可以了。”我说：“可以了我一走你又要打电话给我。堵东西了。”我要她找个东西来钩，她问：“筷子行不行？”我说：“拿个衣架来折了。”折了一个铁丝衣架钩了一会，软软的不得力。思文说：“还是请人来算了。”我手执了铁丝伸到水下面去，她说：“太脏了太脏了，还是去叫人。”我说：“反正已经脏了。”又把衣袖推得更高些，再伸下去，钩上来一个塑料袋。她说：“这是谁丢到里面的！”我用肥皂洗手说：“反正你这里来的人也多。”

她从冰箱里拿葡萄给我吃，说：“黑加仑呢，出国的时候看报上登了，广州卖七毛钱一粒，现在怕都要一块了。”我用左手拣了几颗吃说：“到这里才敢吃这玩艺，才几毛钱一磅。”她又告诉我，约克大学有个学政治学的博士对她有那个意思，来过几次了。我说：“那好啊。”她说：“我还没说高矮胖瘦呢，你就说好。生怕我找不到要你负责吧。”几个月前分手以后，我很担忧她那样悬着。在我看来，她应该对现实作出妥协，而不能死抱着一种理想不放。她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也不好明说出来。我说：“那当然好，至少下次掏马桶就不要我打湿手了。”她笑了说：“跟你说真的。”我说：“至少是个博士，还是洋的呢。”她说：“博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