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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菜在人丛中挤着。在街角皇家银行门口，看见有人摆了摊子在卖手表，用广东话大声吆喝。我说：“你是不是也买块表，你那块表没有修头了。”思文说：“走，走，这些广佬最会骗人了。”那个卖表的人忽然说：“哪个是广佬，哪个是广佬，不认得啦？”我看那人面熟，正想着是谁呢，思文先叫起来：“赵文斌！”他是另一所学院的老师，思文办出国时他也在办，经常交流经验。

我说：“你在散得贝，到多伦多来了！”他说：“来有半年了，手上生个瘤子，开了刀做不了事，就卖这个。”又问我们做什么，思文说：“我在多大读书，他在一个地方做事。”我说：“她在多大读博士，我在湖边上西餐厅做洗碗工。”赵文斌说：“收入怎么样？”我说：“每个星期发工资那天过一次穷人节。”他笑了说：“想办法找好点的事做。”我说：“哪个不想做好点的事，哪里有！洗碗还是找了十多天找到的。”他说：“你也来做点小生意。”我说：“你卖表，我不抢你的生意。还有什么事做得的？”他说：“你来卖小菜，也要以赚几十百把块钱一天。”我说：“那好，反正我上午到下午四点没事。”他告诉我早上在这里等，自然会有农场的车送菜来。我说：“明天早上你来不来？你来我就来试一试。”思文说：“高力伟你小心。”我对赵文斌说：“她怕我碰见熟人。”赵文斌说：“又不杀人又不放火，那怕什么！警察赶你走，你就走。”思文说：“还有警察！”赵文斌说：“说你妨碍了交通。”我说：“不抓人吧？”他说“没有那么吓人，不然我早就坐牢去了。”

（以下略去500字……）

走远了思文说：“高力伟你明天真的来卖菜？跟个小贩样的在街上喊，这么多人看着，怎么好意思。”我说：“思文你把我看成谁了，什么叫跟个小贩样的，本来就是那一流人物。我还跟个洗碗工样的呢。”她说：“会碰见熟人的。”我说：“多伦多熟人只有两个，赵文斌和你。要怕就是怕碰见你，赵文斌跟我是一窑货。”她说：“随你，反正我讲什么也没有用。本来可以不那样，我一讲你就偏要那样了。”我说：“这你还是讲出了部分的真理。”女人更爱面子，没有这一点理解我算不得一个男人。如果我不是处于这样的境地，我对思文会有一种发自理解的宽容，服从了她。这种宽容恰恰表现了精神上的优越，妥协的胸怀是男人应该有的大度。但现在我偏不这样。说真的，象赵文斌那样在人丛中吆喝，我也有着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我跟他说这种事的时候，还没细想这一点。但现在我却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做，不能因为思文一句话就往后退。而且，跟自己过不去，我也感到挑战带来的痛苦的快意，我克服了点什么。

我装着想买菜的样子，蹲在一个卖菜的老太太跟前，拿了西红柿在手里看质量。她用硬纸板做成小纸篮，卖的几种菜都是一块钱一篮，从篮子里倒进塑料袋让顾客提走。看了一会我看出了点名堂，那小纸篮底部是夹层的，外面看不出。菜堆上来看着不少，其实要少些。发现了这个秘密我很高兴，回到家也做了两个这样的篮子。做的时候我觉得很可笑，吹着口哨似乎想安慰自己，这也算不得卑鄙。做好了我又觉得很正常，不这样做那才奇怪呢。忽然明白了很多事情别人做了觉得可笑可恨，有一天轮到自己也不得不做了，才明白那可笑可恨的事原来如此自然如此容易理解。

第二天清早我去街口，赵文斌还没有来。我用单车占了一个位子。（以下略去1500字……）

思文从多大下课回来，远远地看了我，笑着。我向她招手大声喊道：“过来呀！”她慢慢溜过来，我说：“脚上又没长鸡眼，走快点不行！”她走到我面前弯了腰去看那些菜，轻声问：“赚了吧？”我说：“赚了。”又高声说：“西红柿你老摸它干什么，你又不是买菜的。”她站起来轻声问：“要送饭吗？”我说：“今天不要你送，带了牛奶面包，水果是现成的。”摸了一个西红柿在衣服上擦擦咬一口。又拿一个大的递过去说：“你也吃一个。”她说：“现在不想吃。”却也接在手里。我装一袋西红柿给她说：“拿回去吃。”她接了，还站在那里。我说：“你快去，等下会有熟人来了。”她去了我冲着她的背影高声喊：“西红柿回去就吃了它！”她没听见似的一直去了。

快到三点半，西红柿还剩了半筐。我对赵文斌说：“今天站了七八个小时，赚了十几块钱，还有这点西红柿。明天懒得来了。你帮个忙，带点回去吃。”我说着装一袋给他。他要给我钱，我说：“干什么呢，嫌不好你就丢了。能吃你别丢，也是劳动人民种出来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