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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家大剧院已巍然屹立于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一侧。

自2007年9月开始试运作，11月下旬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先后与观众晤面。

作为大剧院的正式开幕式则是以11月22日晚在音乐厅举行的开幕音乐会为代表，按照上级指示，出演人员全部是国内知名音乐家。

国际与国内名团进入则体现在随后于25日晚由俄罗斯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在歌剧院公演俄国着名歌剧《伊戈尔王》和山西省话剧院于23日晚在戏剧场演出话剧《立秋》。

体现国内外名家一同踏上大剧院舞台则是12月31日在音乐厅由世界着名指挥家小泽征尔领衔隆重举行的迎接2008年到来的新年音乐会。

这场音乐会正是展示了进入国际乐坛及艺坛的中国大剧院的灿烂光彩。

也就是在这一天正式启动了国家大剧院自2007年12月22日持续到2008年4月6日，历时百余日的首个国际演出季。

我为中国国家大剧院的终于建成并正式运作而感到极其激动和欣慰，我想这与全国文艺界和一直关心我国文艺事业进展的全国人民的欢喜心情是完全一致的。

国家大剧院的建成是我国文化事业进展的一大标志，是全国文艺界和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所获得的重大成果。

当然，这和国家领导人的最终决策，工程设计和施工者的精心琢磨，以及北京本地与来自上海、深圳等地的工人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全都密不可分。

我想，广大观众、听众及其他群体在走进这一极具特色、富丽堂皇的文化殿堂时应都会怀有感激的心情也是十分自然的。

在上文有关叙述的前提下，我以为我与国家大剧院“解不开的情结”，理所当然地应该纳入“美好记忆”之列，倒也值得进行一些简略的回顾。

89所谓我与大剧院有着“解不开的情结”一说，乃是2000年年初《中国文化报》报道我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常委会会议上又为国家大剧院建设有关事宜进行呼吁，并再次提建议时的报刊描述用词，其实我成为不断呼吁起动大剧院工程的积极分子应该从更早的时候说起。

我与国家大剧院“解不开的情结”（2）

我为国家大剧院工程尽速起动、联合其他同志的首次提案并作为大会发言是在1996年3月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之时，而且之后便几乎每次政协会议都会就这个问题絮叨不休。

提出发言或提案，十几年大约有六七次之多，2003、2005年我还两次为大剧院事宜直接给国务院领导写信提出问题和建议。

我觉得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我的题为《国家大剧院工程该上马了》的大会发言并形成提案呈报可能产生的影响较大，因为发言稿立即被《人民政协报》和《爱乐》杂志先后发表，不少同志认为说得不错，其中我对当时的社会情况也有些相关分析，引起了积极的反应。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这份材料当面送给了一位国家领导人，我注意到他并没有转手交给秘书而是插入了西装外衣内侧的口袋。

另一次可能也起了作用的提案，我以为是在第二年即全国政协八届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我和文化部陈晓光副部长一同策划，由我起草并得到39位委员联名的提案。

当时出现的较大麻烦是对大剧院选址的争执，因为有个单位多次启动征用原定大剧院选址修建新办公楼，此时又将启动，这份联名提案是吁请保留国家大剧院原定选址并请促使工程尽快上马。

这时我又在有李瑞环主席和李岚清副总理出席的科教文卫体联组会上作了同样内容的发言，发言稿随即被一位负责同志取走。

大约三四个月后我收到国家计委对我们39位委员提案的答复，表示要积极反映我们的意见供党中央、国务院参考。

我还记得与此同时，由叶廷芳委员领衔的也有近似人数的非文艺界委员联名的相同内容提案上报，表明并非只是文艺界对此事有所关注。

同年下半年文化部还曾要我以文艺家身份参加一次前面提到的那个单位的新办公楼设计方案的吴祖强我与国家大剧院“解不开的情结”

评估论证会，会议下半段在不少出席会议人士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的支持下，我得以仔细陈述了文艺界和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详细看法，我特别强调了对当年经过反复论证由周恩来总理最后确定的国家大剧院选址的批示应该重视。

让文艺界特别感到欣喜的是不久后召开的*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