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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难民中就有难童400万，需要救济的至少10万。为了抢救这些难童，1938年3月10日，宋美龄与沈钧儒、蔡元培等人一起，在汉口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成立20余个分会及数十所保育院，遍布抗战大后方（包括延安）。本文作者便是保育会收容的28900多名难童之一。

2006年8月，战时儿童保育院在南京开会庆祝成立68周年纪念时，请到了保育院创办领导者蒋夫人的孙媳蒋孝勇夫人方智怡女士演讲。她对台下几百位年逾花甲的保育生说：“你们还记得蒋夫人在重庆时，每天都到保育院和你们在一起吃饭吗？”　她重复地问了两三次，台下的听众既没有人点头，也没有人摇头。蒋方智怡1949年在高雄出生，她听人说过1938年重庆保育院的情况，但我当时身在重庆保育院中，所知甚详。

■　保育院生活

1937年至1938年冬，日军在制造南京大屠杀后，到了我在皖北的故乡。当时我才六岁，父母双亡，姨妈带着姐姐和我乘木船沿淮河逆水西逃。过了蒙城，因冬天水浅无法继续行船，只好下船用马车运行李，人跟着马车走。由于路上有土匪，姨妈只好把行李埋在一个熟人的厨房的地下。我们走走停停了几个月，直到1938年初夏才到河南信阳。当时己听到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的炮声。我们爬上火车车顶，当夜碰上倾盆大雨，第二天清晨到汉口时，我们淋得和落汤鸡一样。大家先到难民收容所，每人每天发一个黄馒头，第三天我就被送去战时儿童保育院了。

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院在兵荒马乱的汉口成立后，先后共收容了16；000多个来自战区的流离失所的难童，分二十八批，先送到宜昌，再换小船经三峡到重庆的万寿宫，在那儿等待分发到四川各地的保育院。

我是随第十六批在当年七月底到重庆的。当时万寿宫里住进了几百个难童，把大殿、走廊及天井挤得水泄不通。万寿宫后面还有一个大殿，双门紧闭。我从门缝一看，发现里面放了上百具棺材，在等吉日下葬。天井里只有一个水龙头和一个露天厕所，墙角到处都是大小便，臭气冲天。虽是炎夏，我们却无法洗澡，几乎每人都长疥疮，流脓再互相传染。每个孩子头上都有虱子，所以男女童都被剃了光头。我们每天两餐，吃饭的时候，伙夫抬出两个25加仑的军用大铁锅，里面只有浓稀饭。我们每人发了一个十二两的瓷杯，大家蜂拥而上，就像非洲秃鹰抢食兽尸一样。能抢到一杯稀饭不但不是易事，有时还会被稀饭烫伤。两位年轻的女老师看着大家抢饭，爱莫能助，根本控制不了。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蒋夫人来和我们在一起吃饭。

几天后；　一位女老师叫女童出来集合，说要上船去五通桥的四川第三保育院。我因万寿宫的日子太困苦，又怕和十岁的姐姐分离，抢不到稀饭，所以就鱼目混珠，和姐姐手牵手冒充女孩子，坐上木船，四天后到了五通桥。当时大家都是剃的光头，穿的都是短袖衣裤，男女不分，没有名册，没有人怀疑我是个男童。我跟一百多名女孩子到了第三保育院后，我学女童一样蹲下去小便，晚上姐姐帮我冲澡，我们两人睡一张床。好在两三个月后，第三保育院开始接受男童。姐姐带我去自首，校长了解重庆保育院的情况，也就没有处罚我。

“蒋妈妈”的孩子（2）

第三保育院的生活不错，有新衣穿，三餐都有四菜，弦歌不辍。只是好景不常，抗日进入第四年，人穷财尽，物价上涨，政府无暇他顾，第三保育院就合并到自贡市的第六保育院了。

第六保育院是四川最大的一个保育院，有一千个儿童，听说开始也办得不错，但当我1940年夏去时，很多儿童连裤子都没有，三餐都是糙米饭、青菜及黄豆。因为营养不良，传染病又多，结果有十分之一的儿童死去。因为吃不饱，大家就把衣服典当卖掉，换钱买吃的。我从川三院带去的衣服，当夜就被偷光了，好在还有一条短裤蔽体。老师每天晚餐后带大家去旭川河边洗澡，大家把裤子脱下放在河边。有一天，我的裤子在河边也被偷了，此后我就无衣蔽体了。

不久，蒋夫人要路过成渝公路的中点内江，距自贡市只有四十公里，要求来保育院看看。但因为很多的孩子连裤子都没有，不可见人，院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最后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才使蒋夫人未来成。在全国所有的保育院中，川六院办得最坏。

有段时间川六院附近满山遍野都是到处找吃食的孩子，把农民用大便做肥料种的花生、番薯等都拔出来生吃，因而都患了大便传染的寄生虫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