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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们还以为是第一次这样，虽然没有整到我，你这样整人总觉得不公道嘛。虽然心中不服，但是形不成理论。

第二年，1956年2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遍全世界，揭露斯大林的罪恶。文汇报连载了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第八章《大疯狂》，整党咋个杀人，看了毛骨悚然。有问题！觉得。而且这个问题一定是在理论上面出了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理论就有这个问题，一旦形成专政必然会导致这个。但是，都没有拿去跟我们家庭的各种遭遇联系起来。是出于热爱党，觉得这样弄不好。

然后毛主席提出要百花齐放，要百家争鸣，1956年夏天提出的。我心中很受鼓舞，觉得对了，我们中国一定不会像斯大林那样子搞了，我们毛主席实在了不起。提出这个口号是如何之伟大，觉得对这个党的未来如何之有信心，觉得中国如何有了前途，如何的好呢。

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觉得要听党的话，党喊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我们要讲。像我这样的人，诗歌艺术修养不高，但是宣传热情是很强烈的，理论热情是很强烈的，就觉得那么我们今后写诗歌，就不能光是歌功颂德了。那时《人民文学》还发表了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使我大受鼓舞。

1956年秋天，*开了八大，已经宣布阶级斗争运动结束，从此之后是建设。我觉得党好英明啊。觉得这下中国终于好了，不再走阶级斗争的路了，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弄得像苏联那样黑暗，不再弄得血翻翻的了。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面临的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真才实学顶用了，中国面临的是美好的前景。这个时候，我就考虑写诗是不是也要干预生活。刘宾雁已经有过一些报告文学，提出要干预生活。而苏联作家把干预生活四个字早就提出了，说作家应该有这样的义务。在生活中有不好的东西，作家要表态，要与它斗争。

我就是在这个状况下，在1956年10月，写了个《草木篇》。1956年2月到8月，我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学员。在回成都的火车上，写了《草木篇》。

这一组小诗内，我就考虑到，革命者的人格问题，革命者不能够光是一个螺丝钉，光是听话，革命者只要是正确的东西还要坚持。毛主席就那样说的嘛，你不要怕一切嘛，是真理就要坚持下去嘛。我又看到一些人阿谀逢迎就爬上去了，觉得这个党不应该去溺爱这样的人嘛。小人攀附到党，把这个党像藤缠树一样要把你缠死，你不能容许他们这样嘛。因此在诗中间就牵扯到了这些。

“如果不写这个，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3）

回头看自己，这样的一些思想，实际上这都不是诗，我的这些思想远离了诗的形象思维，都是一些宣传热情，宣传热情干预了我的诗。就这样写了《草木篇》。

那个时候就想，既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就不必创作了，不当这个专业。我就主动提出，我们来办一个诗刊，而且把名字都取好了，丘原取的，叫“星星”。领导人李累他们也支持。就办起来了。1957年1月1日就出创刊号了，是新中国第一个官办诗刊，北京《诗刊》比这个晚了25天。

《星星》创刊号上面就发了《草木篇》。

■　因诗贾祸

闹了半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斯大林的报告中国从未公开发表，但我们都知道。1956年10月还发生了匈牙利事件，首都布达佩斯工人农民起来抗议，波兰也发生了工人农民起来抗议。在党内特别是在高干内，把赫鲁晓夫批斯大林的这个报告当作大敌一般的防备，我们年轻人不晓得这个，他们内部就传达了。1956年底，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因此这些领导们特别敏感，到处闻，看底下有没得什么气味，响应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气味。闻到了马上就要报告上去。

我不晓得，这样严重，如果晓得，《草木篇》我就不要发出来。但是不晓得，我仍然欢欣鼓舞，相信双百方针一定会给中国带来新面貌。

后来闻到了，是当时省委那边闻到的。

元旦过了13天以后，川报上就出现了批评。就说这些东西有严重问题。指到《星星》上有一首诗是*（《吻》）。还有一首诗是有思想问题（《草木篇》）。

省委宣传部有领导同志说，你这个《草木篇》就是“野百合花”嘛。（王实味就是在延安为这个事情被杀了的。）

然后，《草木篇》的事情汇报上去，毛主席就知道了。本省几十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