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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机时代还没有真正到来，“日剧”尽管影响着上海，但它还没有象后来那样一早培养出一个广大的“哈日族”；但就影响力而言，日本电影是不容置疑的翘楚。

上海不会遗忘八十年代早、中期那首让人难以忘却的“草帽歌”，随着旋律的忧伤回荡，日本电影《人证》中的众多镜头一一浮现在了上海人的眼前。

《追捕》则更长久、更内在地影响着上海。

由高仓建与真由美两人扮演的角色，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八十年代早期上海对浪漫主义的肤浅想像，满足了一座曾经有过如此苍白、如此贫瘠的情感之土的城市对雨水、晨露的饥渴愿望；《追捕》中营造的侦探兼警匪片模式，也让八十年代早期的上海为之神往。对习惯了《保密局的枪声》的上海来说，《追捕》中的故事情节不仅让人紧张到窒息，而且还让人产生了“恐怖”、“凶险”的另类审美，也因此，上海人不会忘记那个阴险的医生的同样阴险的催眠式说法：

照仓跳下去了，唐康跳下去了，你也跳下去吧。

他们同样不会忘却“横路近二”那张被切除了脑前页的白痴般的脸，那张对苦难、痛楚、幸福、快乐等等人类情感没有任何感觉的脸。

最让他们难忘当然是杜丘的脸。

一张似乎刀凿斧削的脸，一张沉默寡言的脸，一张充满了男性力度的脸，一张集合了刚毅、勇猛、坚强等等人类美好品质的脸。是杜丘的脸，更正确点说是高仓建的脸。由于这张脸的出现，对八十年代的上海产生了激烈的震荡，多少城市女子，她们生命中的最大愿望就是邂逅这张脸，随后与这张脸同床共寝，五、六年之后，她们或她们的妹妹，又渴望着为了另外一张脸，渴望着为了费翔的脸而宽衣解带。

继日本电影之后，英国电影也进入上海。

在这之前，阿迦莎·克里斯蒂早已在上海众多图书馆影响了上海读者，当《尼罗河上的惨案》登场时，英国人打定主意要用视象方式来蛊惑上海。上海男女立刻折服于那个从容不迫、处惊不变的比利时小人“豪克尔·波罗”的天才分析力，他的分析力不仅揭示了人性的阴暗一面，同时还有着一种博奕大师的绝对智慧。

还有八十年代早期的法国电影。

上海绝对深刻地记取了台尔蒙当扮演的那个不屈的法国人，记取了他的那把老枪。电影《老枪》以平易的风格，不疾不徐地叙述了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普通的法国人面对纳粹所择的人生立场。这种立场有着拉丁民族从来的傲慢，但电影不仅放弃了任何戏剧性，也放弃了所有的夸张。它用十分质朴的手法让一把“老枪”深深地铭刻在上海人的脑膜中。

法国文化中永远不死的浪漫，是通过那个英俊到人类极限的阿兰·德龙来体现。电影《佐罗》以反《老枪》风格，将高卢人自西罗马帝国以来便汪洋恣肆的情感一泻无遗。全部的情节可能都出于编造，全部的细节可能都有破绽，全部的理念可能都不堪一击，但阿兰·德龙却以自己无懈可击的脸庞，玉树临风的身材，以及，一袭黑披风、一匹黑骏马，掠夺了上海所有褐色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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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后来相比，其时的美国影视文化低调出现在了上海。

由于意识形态的殊死对抗，使得美国文化出现的地方主要还是上海的图书倌。在那里，你会邂逅欧·亨利的精妙，会发现马克·吐温的幽默，会感觉到伟大的海明威在“乞里马扎罗山”一边使用的那杆猎枪，你甚至可以想像同样伟大的美国作家德莱塞在《加莉妹妹》中对城市的说法，但在视像上，美国文化不能展示它的全部风采，尤其在“好莱坞”还是一个非常可疑符号的时候。

上海记住了一部非主流的美国电影《车队》，记住了那些隆隆作响的车轮和那个充满了匪气的美国人，下层蓝领对生活的无望和愤怒在这部片子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但有一部片子是有影响力的，它是《未来世界》。

二十年前，当上海的感官还惊异在让·雅克将空气一一撕裂开来的音乐中时，美国人已通过《未来世界》提前预言了一个机器人的时代。可以原谅上海当时的半信半疑，甚至全然不信。当上海的审美智力只能达到《珊瑚岛上的死光》这种水平，《未来世界》中那些可怕的机器人让上海更多感受的不过是格林童话或者凡尔纳式的科幻而已。

来自西方的文化与影视就这样呈现着它们各自的面貌，当上海也象中国其他土地一样，在春天的薰风中使得板结的土地开始松动，文化的多样就必然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