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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上缴。”

这时候来了个日本官，指着高粱地“咿哩哇啦”一通吼叫，意思是要那里面的人赶紧出来。俞大算盘也催着王三官去喊人，不过还是悄悄交待了一句：“女人藏着，别出来。”

回到大洼村，村子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鸡毛、猪头和牲畜的毛皮身子随处可见。小鬼子吃鸡只吃腿，撕下鸡腿烤着吃，杀猪只要肉，用铡刀把猪砍死，割下几块肉挑在枪上，别的就不要了。

王三官家的耕牛也被杀了，牛屁股上的肉被切去了两块。院子里满是破碗烂瓷，粮食、被褥、衣服弄得乱七八糟，墙上还写着几个字：“大日本皇军在此路过，昭和十九年。”

这帮鬼子，有柴草不用，把各家的纺车、桌椅板凳拿来烧水做饭，吃饱喝足之后就在面缸里、灶台上拉屎撒尿，真是可恶至极。看见老百姓回村，一帮鬼子又兴奋起来，跑到路口比划下流动作，嘴里嚷着：“花姑娘的，塞古塞古。”等发现回来的人不是大老爷们就是老太太，顿时气急败坏：“哭啦，八格牙路。”

一个大胡子日本兵拿着根硬木秤杆，见人就打。那时候，豫中的男人大都剃着光头，秤杆敲在脑袋上“噼啪噼啪”的响，逗得其他鬼子哈哈大笑。打到罗大扁担头上，秤杆断了，鬼子兵就端着刺刀在他头顶上来回猛挫，老头的头皮刺烂了，鲜血顺着脖子往下流。人们又气又怕，可是谁也不敢反抗。

王三官的心里一阵阵的痛，他明白：从今以后，要当亡国奴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王三官娶亲了，新娘子姓谢，是保和乡卸甲店人，比他小十岁。

他依然是十六保的保长，罗小扁担也还是他的副手，只有俞二算盘到县里做事去了，他哥哥“俞大算盘”在日本人开办的“大信公司”里当总办，捎带着把一家人都弄到县城里“做官享福”。

王三官没有享福的运气。日本人在县城东南的望城岗建造飞机场，同时还加固城墙、维修公路、垒筑碉堡、开挖壕沟，征用大量民夫。保长的任务是召集青壮劳力替鬼子干活，这让王三官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

农历十月十五，是下元水官“洞阴大帝”的生日。

水官是主管“解厄”的，往年这时候，人们都要到三官庙来祈求消灾，可今年却办不成了，大洼村的三官庙已经被日本人拆掉，砖头和木料都拿去修了炮楼。“洞阴大帝”连自己的灾祸都不能免，当然也就更帮不上凡人的忙了。

这天，罗小扁担倒是挺高兴的，一大清早就满世界嚷嚷：“屎壳郎掉进面缸里，又是个白胖小子！”——他老婆的本事大，还真的给他生了个“土豆”。

王三官打发新媳妇到罗家帮忙，顺便通知罗小扁担今天不用干活，他自己带民夫出工就行了。

民夫出工一定要有人带队，不然的话，鬼子看见四五个人走在一起就会开枪。

向据点行进的路上，王三官走在前头，胳膊上戴着写有“保和乡十六保”的袖箍，手里举着膏药小旗——这是白天的道具。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得打着灯笼、手敲小锣，一路走一路喊：“平安喽，没事喽……”

自从修起了炮楼，稀里糊涂被打死的人太多了。王三官的岳父是个裁缝，每天夹着布包袱、走村串户的招揽生意，有次经过据点的时候脚步快了点，炮楼顶上的日本人起了疑心、冲着他一阵喊叫，裁缝听不明白，就想从包袱里把“良民证”掏出来，鬼子见他的手往掖下摸，立刻开枪，当场把他给打死了。从那以后，王三官每次出门都要提醒大家：“手直点、头低点，遇见鬼子走慢点。”

民夫的集合地点在尹集，据点前的哨卡是个要命的关口。

王三官远远就把手举得高高的，一手挥舞膏药旗、一手拿着香烟，走到跟前鞠个躬，先说“太君，我们是苦力”，然后递上烟卷，算是“心交心交的”——这是规矩，每次都要给鬼子送点东西，如果不“心交”、他就发脾气打人。

进了据点就排队，等日本人来派工。

管工的军曹个子很矮、样子很丑，不像个当兵的。也许正是怕别人蔑视他，他就用更加凶恶、更加残暴的行为来表现自己的勇猛。几个月里，各乡的“苦力”被这个名叫勾口右京的矮鬼子打死了十多个，打伤打残的更是不计其数（抗战胜利后，好多人都想找勾口右京报仇，可惜让他跑掉了）。

勾口右京指挥民工就像带兵一样，先点验人数，然后喊口令：“列子开”（　立正）　！——“西塔里母开西塔里”（　向左转）　！——“马野撕卖”（开步走）　！……大队人马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