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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大家同样地心情舒畅，什么事都好办了。谁也用不着再为香臭的问题操心了。

九月十日病中

再说创作自由（1）

三个多月没有写“随想”，原因仍然是写字困难，杂事不少，既无精力，又无时间。几位老朋友看见我这么久不发表文章，以为我要搁笔，担心我心上那点余烬已经冷却。有一位在晚报社工作的朋友来信问我是不是“找不到题目”。他的用意我很理解，倘使要我说真话，那么根据我目前的健康情况，我似乎应当“搁笔”了。我从来不“找题目”做文章，只是有话才说，但我也有避开摆在面前的题目不声不响的时候。因为有病，经常心烦意乱、思想不易集中，抓住题目讲不清楚，不如不写，沉默对养病的确有好处。不过为了报答朋友们的关心，表示火种犹在，我又带病执笔，无论如何我总要完成一百五十篇“随想”的计划。

前些时候大家兴奋地谈论“创作自由”，确实热闹了一阵子。大半年过去了，现在人们又在议论怎样加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可能还要谈一年半载吧。能够谈出一个名堂来，倒也是好事。免得像小道消息传播的那样，一提到“创作自由”，有人就想起这一段时期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坏事，担心又出现了什么“自由化”的问题。有位朋友开玩笑说，“创作自由”好像一把悬挂在达摩克利斯头上的宝剑，你想着它拿起笔就有千万斤重。我劝他不必提心吊胆，我说：“不会有人打小板子了。”我从小看惯了大老爷升堂打大、小板子，因此在我的脑子里小板子比外国的宝剑更具体，更可怕。

我这一生和“创作”的关系不能说不密切。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我写任何作品，譬如我在巴黎拉丁区外国穷学生住的公寓小房间里写头一本小说《灭亡》，或者在贵阳和北碚的小客栈中写《憩园》，或者在重庆和上海两地断断续续地写《寒夜》，并没有人来看我如何下笔，或者指导我怎样写作，我自己也从未想到我有没有这样或那样写下去的权利或自由。我只顾照自己的想法写下去，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我就这样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其中有好有坏，我把它们全交给读者去评判。读者愿意花钱买我的书，我才能够靠稿费生活下去。我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懂得一些写作的甘苦，可是我并没有花费时间考虑过“创作自由”。“创作自由”就在我的脑子里，我用不着乞求别人的恩赐，也不怕有人将它夺走（后来我在自己的脑子里设置了不少框框条条，到处堆放石子，弄得举步艰难，那又当别论了）。我下笔之前从来不曾想好完整的、不会变更的小说情节，我是边写边想的，因此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我的写作计划（腹稿），也没有人告诉过我应当写什么或者不写什么。我始终相信那一句老话：生活是创作的惟一的源泉，我写我熟悉的生活。我执笔的时候从来不问自己：为什么写作？我活着总是希望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换句话说就是要尽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我不能“白吃干饭”，而且别人也不让我“白吃干饭”。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责任感吧，不过这责任是我自己感觉到的，并不是别人强迫地放在我肩头的。作家要是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他的作品对社会起不了好的作用，读者就会抛弃他。那才是可悲的事情。

总之，自由也罢，责任感也罢，问题还得在创作实践中解决。我一生不曾遇到“创作自由”的问题（除去“文革”的十年，那个时期我连做人的“自由”也给剥夺了），但是在旧社会中因为没有“发表自由”和“出版自由”，虽然也曾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保护自己，我却吃了不少苦头。一九三三年我的小说《萌芽》被国民党政府查禁，第二年当时在上海的图书杂志审查会又不让我的中篇《电》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但是这些不成熟的作品并不曾因此消亡，它们还留在人间。当然它们终于会消失，因为读者需要新的作品。

有人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未免把我们抬得太高了。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能够起多大的作用？一部作品给送到读者的手中，总要经过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三道关口。而且任何书刊都不会自己走到读者面前，它们必须经过出版机构和发行机构的挑选，发行机构不订购，作品就见不了天日，哪里谈得到产生影响？！作家并不是高高在上，像捏面人似的把读者的灵魂随意捏来捏去。他也不是俄罗斯作家笔下的末等文官，在上司面前唯唯诺诺，低头哈腰。我当了几十年的作家，我看不如说作家是一种职业，他的笔是工具，他的作品是产品。作家用作品为读者服务，他至少不应该贩卖假货、贩卖劣货。要是读者不需要他的作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