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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民的真挚的感情，我将它作为附录收进这个集子。

最后我还想讲一件事。从写第三十几则“随想”起，我养成一种习惯，让女儿小林做“随想”的第一个读者，给我提意见。小林是文学刊物的编辑，有几年的工作经验。她校阅我的每一篇“随想”都认真负责，有话就讲，毫不客气。我们之间有过分歧，也有过争吵。我有时坚持，有时让步，但也常常按照她的意见删去一些字句，甚至整段文字。今天编辑《病中集》，重读两年来的旧作，我觉得应当感谢小林那些修改的建议。作为年轻人，她有朝气，而且她受不了我那种老年人翻来覆去的唠叨。

巴金

二月二十四日

无题集

访日归来（1）

一

我四个月不曾执笔。在医院里一共写了十六七篇文章，最后的一篇就是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我们为什么写作？》。写完发言稿不久我便离开医院。这次回家不是病已完全治好，只是出去做参加东京大会的准备。医生同意我出国，这说明我的病已经给药物控制住，健康逐渐在恢复，只要按时服药，不让自己疲劳，我看短短两个星期的出国访问是可以应付过去的。我的确很乐观。

朋友中多数不赞成我出国开会，他们害怕我的身体吃不消。我病了两年多，两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时间，接触新鲜空气的机会很少，自我感觉就是一个病人。探望的亲友们一来，问的、谈的也总是关于病的事，谈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又了解我的一些病情，亲友们当然会为我的健康担心。其实连我自己也有过动摇、灰心的时候。跟疾病做斗争，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少不了医生的支持。医生的同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此外，还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持我，那就是日本作家的友情。一年中井上靖先生三次到医院探病，邀请我参加东京的大会。水上勉先生等五位作家在我第二次住院之前到我家访问，水上先生“非常忧虑”我的“健康”①，但他们也都殷切希望我出席大会。我的答复始终是这样一句：“只要健康允许，我一定出席。”我这样回答并非使用外交辞令，我心里想：我决不让朋友们失望。出发前两天见到从北京来的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几位成员，闲谈中我还说：“我认为交朋友就是要交到底。”他们赞同我这个意见。

我在日本度过了两个星期愉快的日子，我常常感到精神振奋，忘了疲劳，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甚至忘记按时服药。除了行动不便、不得不谢绝宴会、坐在轮椅上出入机场外，我好像是一个健康人。不用说，朋友们安排我的生活与活动的日程也十分周到，同行的人包括我的女儿在内也很关心我的饮食和休息。为了安排日程，我和他们就有过分歧，我说：“我既然来了，就要尽可能多见些老朋友，不要拒绝任何人。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知道同老朋友欢聚，不会使人感到紧张。我在东京京王广场饭店第三十九层楼房住下来，第一天便对人说：我到了东京，就是战胜了疾病。我为了友情而来，友情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从第二天开始，我访问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扫过中岛健藏先生的墓，到井上靖先生府上去拜望，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招待会，参加国际笔会四十七届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还在全体大会上发了言，同井上靖先生和木下顺二先生分别进行过四次对谈在旅馆里会见了许多来访的老朋友，见到不少想见的熟人。客人去后，或者我从外面回来，或者同行的人不在房里，我搬一把椅子坐在窗前，出神地望着窗外，下面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一辆紧接一辆连续不断，就像小孩的玩具。大的玻璃窗封得牢牢的，在这个闹市区，房里没有一点噪音。我什么都不想，也不感到眼花缭乱，虽然在夜里楼前是五光十色。我心里十分平静。我得到了休息。即使在活动较多的日子里我也不曾增加服药的剂量。一切都很顺利。两个星期就这样箭也似的飞过去了。在成田机场上，我坐着轮椅走向机舱，送行者带泪的告别声把我的心拉向朋友，我也忘了自己地挥手高呼“再见！”我仿佛做了一场美好的梦。但是我知道我欠下更多的友情的债了。

我回到了上海。和我最初的预料相反，我并不曾病倒。我去医院找那位经常给我看病的医生，她也认为我的病情稳定，可以不住进医院。东京的旅行给我证实一件事情：在我这个病人身上，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起大的作用。

二

到了东京，晚上商谈日程时，我只向主人提一个要求：去中岛健藏先生墓前献花。第二天上午车子把我送到了豪德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