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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听见床前骨灰盒里她的小声呼唤，她的低声哭泣。

怎么我今天还做这样的梦？怎么我现在还甩不掉那种种精神的枷锁？悲伤没有用。我必须结束那一切梦景。我应当振作起来，即使是最后的一次。骨灰盒还放在我的家中，亲爱的面容还印在我的心上，她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做了十年的“牛鬼”，我并不感到孤单。我还有勇气迈步走向我的最终目标——死亡，我的遗物将献给国家，我的骨灰将同她的骨灰搅拌在一起，撒在园中，给花树做肥料。

闹钟响了。听见铃声，我疲倦地睁大眼睛，应当起床了。床头小柜上的闹钟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我按照冬季的作息时间：六点半起身。儿子帮忙我穿好衣服，扶我下床。他不知道前一夜我做了些什么梦，醒了多少次。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附录：答井上靖先生（1）

井上先生，在迎接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拜读了先生的来信，充满友情的语言使我十分感动。虽然在病中写字困难，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字一字地写出我心里的话来。

您谈到我们几次见面的情况。我得承认，一九五七年的第一次会见，我已没有什么印象。但是一九六一年春三月我到府上拜谒的情景，还如在眼前。在那个寒冷的夜晚，您的庭院中积雪未化，我们在楼上您的书房里，畅谈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我捧着几册您的大作告辞出门，友情使我忘记了春寒，我多么高兴结识了这样一位朋友。这是我同您二十一年交谊的开始。

那个时候中日两国间没有邦交，我们访问贵国到处遇见阻力，仿佛在荆棘丛中行路，前进一步就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在泥泞的道路上，处处有援助的手伸向我们。在日本人民中间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一连三年我怀着求友的心东渡访问，我总是满载而归，我结交了许多真诚的朋友。我曾经和已故的中岛健藏先生坦率地交谈，说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也是他用心血写成的“天鹅之歌”；我敬佩他挑选了这个值得献身的工作，同时我也表示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力量。我还记得一九六三年我第三次访问结束，离开东京的前夕，代表团同接待工作人员举行联欢，席上大家交谈半个多月的活动和相处的情况，感情激动地谈起中日人民友谊的美好前景，不仅几位年轻的日本朋友淌了眼泪，连我、连比我年长的谢冰心女士，我们的眼睛也湿润了。我们都看得明白：只有让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能保障子孙万代的幸福；反过来，中日友谊遭到破坏，两国人民就会遭受大的灾难。

关于这个，我们两国人民都有难忘的惨痛经验。中日两国有两千多年的人民友谊，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我读过先生的名著《天平之甍》，我也瞻仰过奈良唐招提寺鉴真大师的雕像，大师六次航海、十二年东渡成功的情景经常在眼前出现。我也曾在刻着诗人芭蕉俳句的石碑前停留，仿佛接触到充满友情的善良的心的跳动。人民友谊既深且广，有如汪洋大海，多一次的访问，多一次心和心的接触，朋友间的相互了解也不断加深。

井上先生，您是不是还记得一九六三年秋天我们在上海和平饭店一起喝酒，您的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您说：比起西方人来，日本人同中国人更容易亲近。您说得好！我们两国人民间的确有不少共同的地方：我们谦虚，不轻易吐露自己真实的感情，但倘使什么人或什么事触动了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交出个人的一切，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真挚的友情，我们甚至可以献出生命。您我之间的友谊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面的。先生来信中提到“文革”期间十一年的消息隔绝，但我在前面说的您我二十一年的交谊里仍然包含着这十一年，因为我在“牛棚”内受尽折磨、暗暗背诵但丁的《地狱》的时候，我经常回忆和日本文化界友人欢聚、坦率交谈的情景，在严冬我也感到了暖意。我也曾听说日本朋友到处打听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见面。可以说，就是在我给剥夺了同你们会见的权利时，我同你们之间的友谊也不曾中断。而且我们的友谊正是在重重的困难和阻力中发展起来的。

由于两国人民不懈的努力，期待已久的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了。友谊发展了，合作密切了，大家用心血培育的树木正在开花结果。但是破坏友谊的阻力始终存在，军国主义的逆流一直在翻腾。这些年我同日本友人欢聚，常常感觉到：保卫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责任重大。我至今心有余悸。先生，二十一年前登门拜望的时候，我还带着熬心断肠的痛苦回忆。我是“身经百炸”的一个幸存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