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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五日

作家

前两天我意外地遇见一位江苏的青年。她插队到农村住了九年，后来考上了大学，家里要她学理工，她说：“我有九年的生活我要把它们写出来；我有许多话要说，我不能全吃在肚子里。”我找到她的两个短篇，读了一遍，写得不错。她刚刚参加了江苏省的青年创作会议。她说，“尽是老一套的话，我们受不了。我说：吃得好，住得好，开这个会不讲真话怎么行！”她和别的几个青年作家站出来，放了炮。

我在这里引用的并不是她的原话，但大意不会错。我和她谈得不多，可是她给我留下深的印象。她充满自信，而且很有勇气。她不是为写作而写作，她瞧不起“文学商人”，那些看“行情”、看“风向”的“作家”。她脑子里并没有资历、地位、名望等等东西，我在她的眼里也不过是一个小老头子。这是新的一代作家，他们昂着头走上文学的道路，要坐上自己应有的席位。他们坦率、朴素、真诚，毫无等级的观念，也不懂得“唯唯诺诺”。他们并不要求谁来培养，现实生活培养了他们。可能有人觉得他们“不懂礼貌”，看他们来势汹汹，仿佛逼着我们让路。然而说句实话，我喜欢他们，由他们来接班我放心。“接班”二字用在这里并不恰当，决不是我们带着他们、扶他们缓步前进；应当是他们推开我们，把我们甩在后面。

我决不悲观。古往今来文学艺术的发展就是这样地进行的。我也许不够了解这些新人，但是我欣赏他们。到该让位的时候，我决不“恋栈”。不过士兵常常死在战场，我为什么不可以拿着笔死去？作家是靠作品而存在的，没有作品就没有作家。作家和艺术家活在自己的作品中，活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而不是活在长官的嘴上。李白、杜甫并不是靠什么级别或者什么封号而活在人民心中的。

这些天大家都在谈论赵丹的“遗言”。赵丹同志患病垂危的时候，在病床上回顾了三十年来的文艺工作，提出了一些疑问，发表了一些意见。他的确掏出了自己的心。这些疑问和意见是值得认真讨论的。希望今后再没有人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这一类的话。

不过，对这一点我倒很乐观，因为新的一代作家不像我们，他们是不懂得害怕的，他们是在血和火中间锻炼出来的。

我常说：作家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也不是翰林院中的学士。作家应当靠自己的作品生活，应当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生活。

作家是战士，是教员，是工程师，也是探路的人。他们并不是官，但也决不比官低一等。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就是这样地看待新人的，我热诚地欢迎他们。

十月十七日

长崎的梦（1）

昨夜我梦见我在长崎。

今年四月访问日本，我曾要求去广岛。长崎的日程则是主人安排的，我当然满意。全世界仅有的两个遭受原子弹破坏的城市，我都到过了，在其中生活过了。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这两个城市今天的面目，加强了我对人类前途的信心。对我这是必要的，我的脑子里装满了背着弟弟找寻母亲的少年、银行门前石头上遗留的人影这一类的惨象，和数不清的惨痛的故事我必须消除它们。不需要空话，在废墟上建设起来的现代化城市的强大生命力解答了我的问题：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

一位同行的朋友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他非常谨慎，到了广岛和长崎，他特别担心，惟恐我们中间谁多讲一句话会得罪别人。我尊重他的意见，努力做到不使他为难。对他我有好感，在我遭遇困难的时候，他关心过我；在“四人帮”下台半年后，我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他出来替我讲话，说是一些日本友人想同我见面。后来我的文章《第二次的解放》发表，一九七七年六月他来上海，要见我，约好我到锦江饭店去找他。因为我是“一般人”，服务处不让上楼进他的房间，他下来交涉也没有用，我们只好在底层谈了一会。我告辞出来，他似乎感到抱歉，一直把我送到电车站。他的友情使我感动，我们社会中这样严格的等级观念使我惶惑。

前面提到的日本友人中有一位是土岐善�先生，他早已年过九十。我一九六一年第一次访问日本，曾在他的阳光明媚的小园里度过一个愉快的上午。这次一到东京我便要求登门拜访。听说他身体不适，不能见客。我没有想到我们一到长崎，刚刚在和平公园内献了花，到了国际文化会馆就接到东京的电话：土岐先生逝世了。没有能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没有能在他的灵前献一束花，我感到遗憾，仿佛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责备